位置感——寻找中国的诗神
刘波
你看，我的朋友，秋天到了，我种下的麦子还没有收割，已经收割的部分还散在田野里，等着秋雨把它们打湿，让它们发霉，因此，我哪敢哪有心思谈我的写作体会呢？而且依据我的学识，去涉足诗歌批评的领地，哪怕是碎语闲言，都是不很理智的行动。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怎么说呢，有路子会咳嗽就能当歌星的年代，只要有勇气，并不难说出一两个显而易见的正确见解。
诗人，不如用歌手称他更为合适。对于歌手，找准调儿已属不易，唱好更不是简单的事情。你跟我一样，肯定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谈话，即使在自由和信任度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听到些什么呢？除了连篇的废话和谎话。一个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受到这种空气沐浴的人，与经常在冒泡的池塘中泡澡的人一样，他说谎肯定有上千个理由。因此在他想要讲几句真话时，他会感到陌生、吃力、不自在，于是他又要不自觉地折回老路。谎言和欺骗改变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阻止了我们向真实世界的靠近和超越，失去了真，对我们的艺术而言，哪里还有善，哪里又寻得见美呢？
真，首先是对艺术的真诚，这是一种艺术存在的起码条件。缺乏艺术的真诚，艺术家生产的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假冒伪劣产品，而对批评家而言，他竟完全丧失了对作品进行品评的资格。我们看到，在我们文艺界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比如广告语言，肤浅的争论，比如喊破嗓子的吹捧，彼此的默契和恶意，摆架子论资格等等，都无不越出对艺术不同见解和不同趣味的范围，而降低为一个品格问题。
艺术的假冒伪劣产品，既具有商业价值，又具有毒性。对那些对艺术抱有好感的年青人，简直是可怕的精神污染。我们看到这种污染正同废气、废水、噪音和垃圾一起，在我们的世界蔓延开来，对我们的生存构成威胁。
说，但不要撒谎，如果这是个不过分的要求，人们啊，我希望象早上起来涮牙漱口那样，先用此言涮一遍自己的脑子。
在我看来，做一个诗人不见得对社会和人生有多少卓识远见，但须对自己独特的情感状态有个真实的把握，否则他便不知所云、胆大妄为，或者就是个没有灵魂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习惯于向自己提问，头儿喜欢什么，群众偏爱什么，而极少认真地向自己发问，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正视和有所发现，他对社会和别人的人生又会有什么高见呢？
就是这样。你看，我说着说着就要为我们的“诗人”上一堂道德课了，可是我休想在这方面取得哪怕一个小小的胜利。我招惹的不是别人而是些千面人，讲道德讲政治论人生几乎就是他们的专利，可你看我又不能不提这些，因为光是艺术来艺术去，主体客体地扯淡半天，根本不能触及我们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本质。
真的，如果不是少数几人私下里打出几副好牌，我们诗坛的现状能比国有大中型企业好上多少呢？
在不远的过去和现在，当个“中国诗人”是件容易不过的事。我们既缺乏参照，又没有标准，每个生产诗的小作坊几乎无例外地冒着黑烟，生产出数量巨大的次品。
不知该向谁看齐，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乱哄哄的没有头绪，麻雀纷飞却不见一鹤冲天，这就是中国诗坛的现状。
诗歌是一种个性化的艺术，说到底是一种个人的经验，所以作品背后，诗人的修炼过程极为重要。大师是有的，但绝不会多。正因如此，我们对诗歌批评提出了要求。如果在诗坛，连1+1等于几都需要辩论和澄清，那么守着这个起眼的裁判和老师，我们的诗歌什么时候才有望从小学毕业呢？
在被科学和技术不断拉长的战线上，我们变得似曾相识，实不相识，因此有必要来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情感教育，而诗人气质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
诗的衰落，在中国，可以看成是一种精神衰落的标志。
在我眼里，诗是优美、浪漫和痛苦的同义词。诗之成为诗，不仅在于它的内容，更在于它的形式。同内容一样，形式生气勃勃，它取舍着、扩展着、完善着诗的内容。诗是字与字之间的此起彼落，是行与行之间的有机配合。
非个性的东西最终流为平庸，晦涩终将被束之高阁。
诗的力量在于它充盈的激情，也在于它情感的准确性。
诗同样是一种在诗的进行中企图明晰自己感觉和思想的哲学。
诗是用那些敲得响的语言打造出来的工艺品。
一般的人，他们往往用心于怎么跟人说话，在镜头前说话；对诗人而言，则需用心于对自己说话。当他能对自己说的有力说的优美时，我想也就获得了站在台上或躺在书本里说话的资格。敏锐的感觉、创造性和动人心魄的力量往往由反复的过程孕育，而反复的过程一般只有依托于孤独这种精神状态才成为可能。
中国人在把性欲解放出来以后，爱欲还是缩在笼子里的大熊猫。
作品能否产生影响，依然是评判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不管它以怎样的时间尺度滞后于作品问世。谈到影响，我想就不能回避作品的普遍性和合理性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艺术家有理由怀疑自己过分的自信（这有时是一种性格偏执或者职业冲动），他的精神探索一开始就具有悲剧色彩。诗人虽然孤独，但必须是一些人的朋友。
明星
一块块被人抛在天上的石头而已，靠反射往自个儿脸上涂抹油彩，却怎么也照亮不了人们的心灵。
跟我们眼见的许多事情相同，当代中国文学的落后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有理由。因为诗人和作家在他们热衷的形形色色的创新之前，他们聪明过人的做人理论，难以启齿的创作动机，和风风火火的急脾气，早就把他那个“灵巧”的创作脑袋搅成了一锅粥。
我们信服的是一天能写多少字，多少字出去，多少钱回来。这样，造就了一大批质量低劣的高产作家，一举一动神气得象那些不学无术的影视明星。
艺术在一片侈谈创新声中衰落了。艺术没了面子，所谓创新也不得不蒙羞。
我想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对艺术抱有一段距离或言对艺术投入的欠缺，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给他们带来伤害，他们一直寻找一条轻松的边缘的道路，但这样的路，不光中国没有，在国外也不存在。
在我看来，对当今艺术构成致命威胁的有两大敌人，一是媚权和媚俗，二是艺术作为职业。
当我们有话要说，说的清楚说的响亮还不能算诗，只有以诗的方式去说，才可以称作诗。所谓的诗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变幻莫测。于是，诗人当付出艰苦的努力，学习和经验尽可能多的东西，旧的和新的东西（旧的不懂还不跟新的一样），去寻找自己宽阔音域中最完美的声音。诗对于美的苛求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屈指可数，以至于完美也成为诗的一大特征。
一首平庸的诗作比一部糟糕的小说更难以让人忍受。
中国的诗人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困惑。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着属于自己的正在丧失的诗歌传统，这传统虽然被打翻在地，却仍在为我们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由于情感上的巨大差异，我们不能把西方那些我们以为风头正劲的东西据为己有。我们得到了声援，却不能和他们齐头并进。事实上，我们一旦照他们的样子举手投足，循他们的嘴形发声说话，那怪模怪样怪腔怪调不仅难有市场，也实在让人不忍目睹。
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静下心来，考察一下我们站脚的地方，我们会发现我们是站在离哪一家灯火都较远的远处，是站在一片现实的荒原之上。我们着眼于未来，又必须沿着东西方文明的线索回溯，以寻找那能溅起火花的结合点。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是处在更广大的空间内，乌云乱飞，霞光万道，是那么独特，既不象走在我们前面的人看到的，也不象落在我们后面的人所看到的。如果让我打个比方，我觉得这就象一个眼睛刚刚离开别人背影而主动向前奔跑的人，脑袋里是一副天女散花在眼里引下的印象，我们可以干的事很多，需要品尝的东西很多，而且我们对语言和创造能力并不缺乏信心。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是妄图与他跑在一条道上，跟他齐头并进，而是在两条道上与他赛跑，并且不一定要决出高低，那么真正值得我们抓住的重要东西便呈现出来，那就是我们必须按自己感觉舒展的方式奔跑，这种奔跑的结果不应使我们头眼昏花、呼呼带喘，而是视野开阔、身强体健。
无可否认，学习是我们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但从我们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目标出发，就给学习找到了一个基点，而不受虚荣心的驱使，梦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或者一口不能成胖，便大失所望，扔之弃之。
（如果让我为当代中国文学请四位导师的话，他们应该是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和鲁迅。）
在中国，诗人与一般人经历着相反的过程。一般人是磨钝自己，而诗人必须磨利自己，
因此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出于生存和享受的考虑，他应该磨钝自己，成为一块鹅卵石，而出于诗歌的考虑，他又必须让自己的棱角更为锋利。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写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杀，是勇敢者的行动。除了挫折，他从挑战中还赢得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
人身上有两样东西离诗最近，那就是良心和冲动。
有话可说又有阻碍的情况下，诗的创作会偏离诗本身，这是诗单调和丰富的一个根源。单调的诗是容易和平庸造成的，丰富的诗是艰苦和天才造成的。
我们几乎总是从相同的起点朝前跋涉，由于体弱和腿细，后走的往往还走不了前人那么远。
表达的自由或者真实已经是个问题，表达的优美和深刻只能放在脑后。
抵制流行情趣与曲高和寡是否一个问题，这需要研究。但在群众的呼声面前，盲从和无视是同样危险的行动。
现代诗人无疑高估了现代人的耐心，他们生活丰富又肤浅，诗人需要手拉手跟他站在一起，如果他愿意的话，指给他看什么是你向往的生活境界。
如果一个出征的士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什么样的忠告的话，我们的诗歌也需要相同的东西。
我们跟初学游泳的人一样，需要头埋进水里，而不是头仰在上面，身子却沉下去。这样的头只会说些轻飘飘的关于如何游泳的废话。
美
美的东西，我相信现在或将来总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接受和称赞，并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美的价值就在于此。美符合一般人天性中的某种东西，或者她就是这种东西，藏在某个地方，被诗人的眼睛发现出来。
在我眼里，有点近视的眼里，中国诗是一种独特现象，一种渴望单纯的复合物，她的激情来源于她的理想，已经眼见但没有实现的理想，也来源于她的绝望，她必须面对的遗产和事实。中国的现状是诗的巨大的宝库，但中国的诗人或者在吃奶，在擦鼻涕，或者在叹息，在流眼泪。
在我们的时代，诗歌就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