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龚静染先生关于“第四代”（？）的书面提问
胡续冬
（张贴说明：年初收到成都友人龚静染先生的几个问题，命我答复完毕之后作为即将出版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的附录。昨年与静染先生商榷此书时，我已甚觉“第四代”一词颇为不妥，但友人之托，不可不从。答完之后愈发觉得此文毫无价值，因而寄走之后秘不示人。前夜拿到四川文艺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第四代》一书，欣慰于未见将拙答收入。但承蒙静染兄抬举，在该书序言中指明或不指明地点化拙答中的文字，深感惶恐，以为其点化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似拙答之蒙昧。特此张贴拙答原文，以示与静染兄妙手文章之区别，明我昏聩之志。）
1． 关于中国“第四代诗人” （命名、界定、生存状况）
答：我对这一命名至今仍持高度的不信任态度，虽然我知道这一概念所涵盖的一部分诗人在汉语诗歌的演化时序上的确有着耀眼的可通约特征。事实上，对这些诗人而言，从纯批评角度出发的“命名的冲动”和从文学史角度出发的“命名的尴尬”从来都是纠结在一起。“第四代诗人”的命名如果成立的话，其可能的构成大致应包括：出生于六十年代但却在以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为中心的八十年代的诗歌话语场中处于边缘位置或沉默状态的诗人，出生于七十年代并在稳健的诗歌学徒生涯中初步拥有了独特的技艺积累的诗人。九十年代是前者的“话语合法化”时期和后者的“寻求合法化”的成长期。他们的命名需求可能不仅针对有明显“知识型构”断裂的八十年代诗人，也针对与他们并置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格局（割据？）之中但却是由八十年代诗人“转型”而来的一部分奠定了九十年代诗歌“场域规则”的重要诗人。但年龄、“扬名立万”时期、生存状况（他们的写作身份较之前几代的体制内写作或职业化了的体制外“诗人写作”而言普遍地具有某种非职业性的意味，而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出版、流通、阐释环境在当前的诗歌生态中大多居于“次生林”的位置）并不能作为全部的断代依据，能够使代际区别性特征得以根本确立的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作品地形图”所蒸蔚出来的新气象。“命名的尴尬”就在这里出现了：这种新气象是否只是一种文学史臆想？它被多大范围内的阅读认可所支撑？“第四代”这一称谓会不会由于没有足够的诠释基础而沦为闹剧百出的汉语诗歌史上的一个噱头？这一命名冲动本身是否会是超速运行的现代性引擎所制造的简单的线形批评逻辑抛出的又一个诡计？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澄清。
2． 第四代诗人和前面几代诗人在诗学上的联系。
答：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朦胧诗”那一批诗人的写作现在几乎都已退到所谓“第四代诗人”的心智后景之中去了。这一说法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现代诗歌意识初级启蒙的“朦胧诗”已象小学生课本一样被接受到了一种就象写下一个句子而不用去想这个句子的雏形曾是几年级第几课的造句练习一样的地步了；二是“朦胧诗”所提供的美学向度和技术支持早已被耗尽，它对当下的写作不构成任何影响和策动。第三代诗人或者“后朦胧”诗人与所谓“第四代诗人”的联系在我来看可能要大于区别，虽然前者所提供的诗歌可能性现在一部分被验证为无效（丧失了与历史、语境限度所允许的诗艺积淀的正常连接），一部分已成为了“现实惰性”（成为流行音乐、广告、伪实验戏剧、周末版等亚文化产品的语汇资源之一），但第三代诗歌在与“朦胧诗”断裂时所获得的一些基本品质，如对诗歌想象空间自主权的强调、对写作本身的专注等等仍在青年诗人身上延续。尤其是“后朦胧”诗歌在九十年代扔掉了集体狂欢的假面而转入所谓“个人写作”的那部分（尽管其营造的九十年代诗歌共识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它与青年诗人的写作至少是构成了一种平行中的相互砥砺关系，如果不是激励和鼓励的话。而对于现代汉语诗歌之中更为遥远的一代，四十年代的穆旦一代，“第四代诗人”（？）只能与之拥有一种想象中的亲合关系，因为其健康的技艺血脉并未流到他们身上而是流进了历史的遗憾。
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与第四代诗人的写作。
答：“九十年代诗歌”并不是被几个著名的关键词所整合起来的铁板一块。即使单把“九十年代诗歌”理解为一个仅有时间内涵的中性关键词，其外延也至少包括两部分：1996年之前与之后。在1996年之前，一批致力于在89后突然冷清下来诗歌实验车间里改造机器设备、工艺流程和产品规格的老牌诗歌劳模成功地把“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叙事性”、“及物性”、“中国话语场”等诗学征候实践并阐释为具有“范式转换”意味的九十年代诗歌被书写和被谈论的基本形态。1996年之后，所谓“第四代诗人”的声音逐渐拥有了对“范式”的穿透力。许多人都乐于把臧棣《燕园记事》打印本的出现作为九十年代前后两阶段的划分标志，而桑克、西渡、哑石、余怒、姜涛、韩博、王雨之等诗人在个人风格史上的“完型”或“破茧”之作也几乎同时出现在这一时间。他们的写作既承继了九十年代前一阶段的一些建设性话题（限制某些无效的可能性、在文本与现实的互文性中规训语言和想象的可感性），又在挑战性、应变性、纯粹的个人癖性等方面补救了社会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中年写作”可能出现的惰性，使九十年代诗歌冲出一小部分优秀诗人的“黄金河道”而呈现出一块文学史冲积平原的复杂地貌。他们的知识结构、写作抱负、写作心理的健康程度决定了他们具有总结九十年代的写作并把它推向下一阶段的能力。
4． 第四代诗人的诗学特征及其文本意义。
答：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既然在我看来“第四代诗人”的命名都需要再进一步斟酌，那么从何而谈“第四代诗人的诗学特征”？即使抛开第n代之类的集约化指称，就这些青年诗人写作的“原生态”而言，回答这个问题依然很困难：一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自觉地在个人诗学延续性和某种“无风格写作”之间寻找撑开技艺细部的微观张力，过早的“诗学特征”总结将很容易得出一些伪结论，这也正是他们区别于上一代诗人之处。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逐渐上升的重要性而被强行地赋予了某种群体的可识别特征，但这些特征并非象艾略特所说的代表了“一段时期内伟大的艺术家之间的一种不自觉的联合”，而是批评考卷上错误地合并同类项的大bug。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游移、他们的放肆、他们写作的单兵战术（而不是集团战略）、他们保留写作“常项”的同时对写作“变项”的蓄意开掘，辨证地来说，这种象德勒兹所描述过的各种微观话语成分不分层级和序列纠结在一起的“块茎状”形态可能恰好构成了他们的“诗学特征”，其文本对于文体的良性发展的意义可能也更多地存在于象阅读侦探小说一般的对每个人诗歌“变项”和局部“块茎”的惊险破解中。
5． 当代诗歌理论对第四代诗人的批评缺失问题。
答：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在当代，学院批评发炎的鼻黏膜已很难嗅到写作进展中新的话题。广大的诗坛活动家批评、书商批评、编辑批评、记者和传媒人（奥利弗·斯通《天生杀人狂》所定位的传媒人）批评由于动机、能力和眼界的可疑总是围绕诗歌中极端次要的方面奋力旋转（排名、会议、论争等等），所谓“第四代诗人”自然不在考虑之列。诗歌批评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兼具本·琼生以降的诗人/批评家双重身份的诗人所从事的同人批评，也在九十年代前期以来因为特殊形势的需要逐渐演化为一种“使互相吹捧蔚然成风”的文体，优秀的诗人们忙于通过批评巩固近十年以来诗歌“场域”中自己所确立的场域运行逻辑以抵制场域中对等结构的“场域位置再分配”要求，因而，青年诗人的写作中浮现的“问题意识”也未能真正进入他们的视域。臧棣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他的诗歌已生发出广泛的影响力，但针对他的具体作品的切实有效的批评仍然寥寥无几。好在批评意识的勃兴已成为青年诗人们有意促成的良好风尚，只要充分意识到在当代诗歌的阐释环节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写作和流通环节），只要把握好敏锐而严谨的批评尺度以避免空疏和小圈子吹捧，“批评缺失”的问题终将在他们自己手中解决。这方面西渡、桑克、姜涛、马骅等人开了批评的良性循环的开端。
6． 第四代诗人的诗歌向度与真正确立。
答：我愿意把这个问题理解为“新一代诗人写作的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策略性的短期目标相区别）及其实践可能性”，而我个人的长期目标至今还是暧昧不明。我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学徒生涯”将无限漫长，仅有的想法是在排除若干弱智问题干扰的基础上（譬如所谓“西化”问题、“知识分子身份”问题、“口语”与“非口语”问题等等）专注于写作进程之中无穷的悖论和偶然性，并在健康的写作伦理的驱使下，在诗歌经验的历史限度所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地“游牧”，兴许对这一限度可能的拓展正是我模糊的“目标”所在。自己都是如此糊涂，更不好妄自揣度所谓“第四代”，只希望在这“代（？）”人手中，对汉语活力的征用和对汉语良知的维护二者能够“象水融入水中”一样在诗歌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