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一块提醒哭泣的手帕
伊沙
“……恰在1991年初，我与诗人王家新在湖北武当山相遇，他拿出他刚写就不久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等给我看。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在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
“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临海孤独的房子》《卡夫卡》《醒来》等诗的主要诗学意义，是它们揭破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王家新、也包括许多中国人惊心动魄的命运，而这并不是所有的诗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是我与某些批评家的主要分歧。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是王家新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同他不少有趣的文化随笔和诗学文章一样，前者与他的思考形成一种典型的互文性关系。正像本雅明有‘用引文写一部不朽之作’的伟大遗愿，他虽然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王家新运思深邃，笔意沉痛，作品每每打动人心。他拙于复杂的技巧，但长于令人警醒的独白，有的诗作，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一连串的独白完成的。这在男性诗人中堪属特例……”
以上两段引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之手，见诸由他编选因极端的不公正和阴暗目的而臭名昭著的诗歌选本《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之中。前一段引文赫然印在该书的封底上。有趣的是，在同一本书中，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也留下了如下两段文字：
“前些日子，读到程光炜为《九十年代文学书系》的诗歌卷撰写的导言。其中说到，一九九一年在湖北武当山，他和诗人王家新相遇；在读着王家新的新作《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时，他震惊于这些诗的‘沉痛’，觉得不仅仅是他，也包括他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程光炜说，当时‘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
“这种感觉，相信许多人都曾有过：有的是悄悄到来的，有的可能带有突然的、震撼的性质。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九零年初的春节前后，我正写那本名为《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的谈‘新时期文学’的小书。在我的印象里，那年春节似乎有些冷寂。大年三十晚上，我照例铺开稿子，重抄涂改得紊乱的部分，并翻读《朱自清文集》，校正引述的资料。大约在九点半的光景，一直打开着的收音机里，预告将要播放一段交响曲，说是有关战争的，由布里顿写于四十年代初。对布里顿，我当时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他是英国现代作曲家，在此之前，我只听过他的《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播放这样的曲子。但是，当乐声响起之后，我不得不放下笔，觉得被充满在狭窄空间的声响所包围，所压迫。在我的印象里，这支曲子频繁地使用大管、长号等管乐器，使表现的阴冷、悲悯、不甘为‘命运’摆布的挣扎，以及那种类乎末日审判的恐惧，显得更为沉重。我也产生了类乎程光炜的那种感觉，这一切似乎在提醒我，我们的生活、情绪，将要（其实应该说是‘已经’）发生改变。不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对这种感觉进行清理。只是到了最近，在西川诗集《大意如此》的‘自序’中读到‘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这行字，才稍稍明白我当时所感到的，大概就是这种‘强行进入’的沉重”。
两个教授这么想，就会有第三个，第十个。据说，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重写文学史”中，王家新是列专章论述的，北岛也没有得到如此的“荣幸”。大概是因为北岛没有因为他的诗而让“四人帮”提前粉碎，十年动乱提前结束，王家新却可以因为他的诗而让90年代推后到来。那么，胡适也没有因为他的诗而让二十世纪推后到来，艾青也没有因为他的诗而使抗日战争提前结束……这种想法所赖以产生的逻辑不是非常“我操”吗？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王家新是谁？已经认识的人是否认识这一个“王家新”？彻底不认识的可以在此认识认识（前提是你有兴趣）。
触摸王家新
王家新牛B至此：可以让时间推迟发生。但也是靠诗做到的。那么我们通过诗来认识诗人的王家新则完全是正当的，如前所述，关于王氏的说法多多，我们暂且可以避开这些，避开这些就是避开衣服，去直接触摸他诗的身体。我想复原初读王家新时的瞬间感觉，作为读者也作为诗的从业人员，或者说我正在试图展开的是一次重新开始的初读——这与教授们的读解方式完全不同，教授们左手拿着王家新的诗论（《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右手拿着王家新的诗集（《游动悬崖》？），脑子里装满王家新的人物形象与流亡故事，所以他们必然读出的是一个他们期待中的“王家新”。这本是最低劣幼稚的阅读。我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将触摸它，感知它的血肉，掌握它的质地，了解它的斤两。囿于篇幅所限，对其诗我只能采取抽样（代表作）摘句的方式，此法对教授式阅读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妥和不方便之处，但对我的触摸式则完全灵验。比方说：我通过一句诗——《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就触摸了整个儿芒克：他的血肉、他的质地、他的斤两。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我想认识的诗人。那么，王家新又如何呢？
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帕斯捷尔纳克》
王家新名篇中的名句，属于体育明星的“商标动作”。小知识分子的自怜自艾，汪国真式的浅格言——“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国真甚至比王家新更知道使用形象（顾城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是格言的，但首先是形象的，诗的）。据说是写作“深度意象”诗的王家新竟写出了这样的大白话——自称“知识分子写作”的那路诗人经常陷入的便是这种尴尬——他们的名句也就是他们偶尔写明白的那几句，没有其它选择，写得再臭也就是这几句了。这样的句子很深刻吗？那是一种深刻状的浅薄，是知识分子托词性的撒娇。王家新写道：“让笔下的刻痕加深”。如果深刻是这路诗歌命中注定的方向，我想把这两句颠倒了说也许会离深刻更近一些：“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写作”——对于中国的这些鸟知识分子来说，这其实才是至深的的悲剧：你脉管中传统的屎永远比你周遭的现实更严峻。具备这样的思想觉悟并不是很难，所以我说王家新是一个浅薄的煽情者——他懂得如何向广大的愚昧无知的知识分子煽情，与其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诗人”（过去有“人民”的“诗人”之说）。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 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
数年前初读时我对“轰响泥泞”有好感，我曾有四年的北京生活，对那里的冬天充满记忆，我以为此句（“轰响泥泞”）是富于质感的。后来，诗人徐江发现说：此句是抄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二月》一诗，那段如下：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哭泣
大放悲声，书写二月
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经徐江提醒，我将两诗对比来读便释然了。唉！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献给帕斯捷尔纳克，这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中国诗人干的，我想用关中老农的话说：丢人哩！羞先（注：让先人蒙羞）哩！我在电话中对徐江说：“老五，咱们落伍了，这不叫‘抄’，也不叫‘用典’，这叫‘互文’。”这是中国诗人王家新隔着时空与帕斯捷尔纳克玩了一把“互文”，王家新的同志唐晓渡不是说了吗：原创性不重要……就写诗而言，王家新真是笨，就算存心要抄你也得抄对地方啊！“轰响泥泞”别搁在“公共汽车上”而应该放在车的尾部，王家新应该站在当年王进喜的位置上（路边）看，才能看到这句诗的效果。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
——《瓦雷金诺叙事曲》
仍然是出自王家新的名篇，仍然是献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读罢我不免暗自心惊：王家新真是大胆，他竟敢用如此简陋的方式大声说出一首诗的意义，而且是如此浅薄不堪的意义！偌大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原谅我！大意如此），是华北沦陷时青年学生中流行的一句非诗的话，而王家新竟敢这么写（有一张松木桌子就够了），还奢谈（他是在诱导与暗示）什么“时代的诗人”。“说出意义”是写诗的大忌。连我这口语写作者都懂，“深度意象”的王家新真是胆大妄为！所以我说“知识分子写作”从来就没有建立起一套成熟自足的文本系统，如果说我自己是用“非诗”（对传统审美经验而言）的语言呈现事物人心，那么“知识分子”则是用“诗”（同样是对传统的审美经验而言）的语言说出诗的意义。后者是印象（说“幻想”都过了）的诗，前者是本质的诗——我几乎是第一次愿意从正面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已经不忍心让大家被这种拙劣的煽情口号所愚弄……
这就是生活，在雾中出现
在我心中再次诞生
船舶驶进港湾，吊桥放下
红、白和比雨雾更蓝的车流
闪闪驶过
——而我向它致敬
并把自己献给更远处的天空
——《醒来》
罗伯特·勃莱写过一次“醒来”，所以王家新也要写一次。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于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读后感式的写作：从对书本（大师）的阅读开始的写作，诗人从读者（而不是创造者）的位置上展开的写作。“这就是生活……”这种自以为是的句式真是太讨厌了！怎么还有人写（朦胧诗时代的经典句式）？或许是出于一种习惯，他真正想写的是更加自恋的这一句：“在我心中再次诞生”。“
船舶驶进港湾，吊桥放下/红、白和比雨雾更蓝的车流/闪闪驶过”。如果我告诉你这首诗是写于他“流亡”途中的比利时根特，你是否能原谅他用词的矫情？但不光是词，那种矫作的情绪又是无所不在的：“——而我向它致敬/并把自己献给更远处的天空”。“知识分子”顶顶严肃所完成的（抒情抑或陈述），在我眼里往往完成的是一种荒诞或自嘲：当我一觉醒来，难道一定要向我所看到的风景致敬，神经兮兮的？我怎么把自己献给更远处的天空？跳楼？让导弹部队帮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总是把“知识分子”误读成了一群讽刺作家，当然我知道他们是不自觉的。
理解来得太迟了
在奔赴天路的途中，埃兹拉·庞德
你站出来，为整个人类
承担了上帝的惩罚
……
埃兹拉·庞德，条条道路仍通向你
还有什么更孤独
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
——《埃兹拉·庞德》
在“盘峰论争”的过程中我发现,“知识分子”非常惧怕“常识”一词，在他们看来，诗人就是事事处处挑战“常识”的人吗？不论王家新怎样对其“知识分子写作”及“中年写作”的同志肖开愚说（以一种沉痛的语气）：“理解来得太迟了”，我所掌握的常识告诉我：我个人同样钦佩的“诗歌巨匠”庞德“你站出来”并非是“为整个人类/承担了上帝的惩罚”，一定要说明的话，事实应该是：庞德为他诗歌之外的选择而承担了他应该承担的来自国家（他的祖国）的惩罚。如果说王家新太反动（对文明而言），我觉得那时高抬了他，其诗其思都没有那种力量，他最多也就是不开化，代表着这个国家首都地区一部分人（知识分子？）的文明水平。所以，他可以一面用抗拒强权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口吻说话，一面又同与魔头媾和的庞德进行灵魂沟通。其实是谁并不重要，王家新主要是想拿大师说事儿，不让大师们参加进来他就说不好自己的事儿。也许奚密教授的命名是对的：“诗歌崇拜”，它确实存在于某些不开化地区的不开化的人士中。至于“还有什么更孤独/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这种黔驴技穷的句子，我已不想说他了，王家新就是这种水平。
在长久的冬日之后
我又看到长安街上美妙的黄昏
孩子们涌向广场
一瞬间满城飞花
——《诗》
我手边这本王家新诗集《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是从一位半年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处借来的，他在读书时购得此书并在书中留下了当年阅读时的眉批。在这首《诗》的这一段旁边，他的批字是：“只有这几句神来之笔”。他在另一段“多么伟大的神的意志/我惟有顺从/只需要一阵光，雪就化了/只需要再赶一程，远方的远方就会裸露”旁边的批字是：“开始装腔作势了”。在此我们还是来看看王家新的“神来之笔”；“孩子们涌向广场/一瞬间满城飞花”在此我想告诉那位前大学生的是：这并非“神来之笔”，而是最基本的通感使用，而且有偷海子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嫌。尽管多多说过“诗歌不是竞技”的话，但从他当年拿诗和芒克“决斗”看，还是可以一比。我们就拿芒克与多多在通感一项上的表现来对比一下王家新：芒克《庄稼》：“秋天悄悄地来到我的脸上/我成熟了。”芒克《土地》：“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阳晒过。”多多《歌声》：“歌声是歌声伐光了白桦林/寂静就像大雪急下”。多多《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风暴的铁头发刷着/在一顶帽子底下/有一片空白——死后懂得时间/已经摘下他的脸”。你们再回头看看王家新，还用得着比吗？有句老话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也曾说过：“才华是一种明晃晃的东西啊”！考虑到中国现代诗的发展现实，我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芒克、多多引诗的写作时间比王家新这一首早了近20年。
离开伦敦两年了，雾渐渐消散
桅杆升起：大本钟摇曳着
在一个隔世的港口呈现……
犹如归来的奥德修斯在山上回望
你是否看清楚了风暴中的航程？
……
无可阻止的怀乡病，
在那里你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
在那里一头畜生，
它或许就是《离骚》中的那匹马
……
唐人街一拐通向索何红灯区
在那里淹死了多少异乡人。
第一次从那里经过时你目不斜视，
像一个把自己绑在桅杆上
抵抗着塞壬诱惑的奥德修斯
现在你后悔了：为什么不深入进去
如同犹如神助的但丁？
……
英格兰恶劣的冬天：雾在窗口
在你的衣领和书页间到处呼吸，
犹如来自地狱的潮气；
它造就了狄更斯阴郁的笔触
造就了上一个世纪的肺炎，
它造就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死
……
带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
在移民局里排长队，直到叫起你的号
……
而这是否就是你：一个穿过暴风雨的李尔王
从最深的恐惧中产生了爱
——人类理应存在下去，
红色双层巴士理应从海啸中开来
莎士比亚理应在贫困中写诗。
……
狄更斯阴郁的伦敦。
在那里雪从你的诗中开始
……
直到你从中绊倒于
那曾绊倒了老杜甫的石头……
……
透过玫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
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
而在地下厨房的砍剁声中，却又想起
久已忘怀的《资本论》；
……
直到建筑纷纷倒塌，而你听到
从《大教堂谋杀案》中
传来的歌声……
……
临别前你不必向谁告别，
但一定要到那浓雾中的美术馆
在凡高的向日葵前再坐一会儿；
……
——《伦敦随笔》
如此引用王家新的诗，考验的是我的耐心，如此阅读王家新的诗，考验的又是谁的耐心？这是作为一座城市的伦敦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被煮在一个中国文人的文化烩菜中的城市模型！王家新真的去过伦敦吗？这大概不该受到怀疑，但是在我看来，他去了也是白去！这个文化的乡巴佬站在伦敦的街头，告诉自己说：这是狄更斯的伦敦，这是普拉斯的伦敦，这是莎士比亚的伦敦，这是查特莱夫人的伦敦，这是《资本论》的伦敦，这是《大教堂谋杀案》的伦敦……难道他就不关心一下：什么是王家新的伦敦？在他笔下你永远看不到他的伦敦生活：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具体而琐碎的，我在人们的传说中听到他在伦敦的事就真实而有趣，但这又是王家新这路诗人不屑或无力表现的。但同样的，在他笔下你也永远看不到他的伦敦思想，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独立思想的能力，他只有对一座城市的文化反应，而更为庸俗的是：他的反应总是“正确”的，就像看见海就一定要晕船一样“正确”。王家新对有知识分子阅读趣味的读者最大的欺骗性就在这里，王家新的伦敦是他们的文化想象中“正确”的伦敦，王家新的伦敦思绪也是他们的文化想象中“对头”的伦敦思绪，于是王家新作为一名“学习尖子”就在教授那里得到了100分。王家新感受伦敦和其它事物的方式不是用身体而是用头脑，而他的头脑又是那样可疑，那样不可靠。他站在通向索何红灯区的路上，我真希望他“深入进去”，不去管奥德修斯和但丁什么的，自己用身体感受一下伦敦，但可惜的是他太知道他的知识分子读者不允许他这样，绝不允许！结果他又“正确”了。我有一首《趣味或知识分子写作》的诗，非常适用于概括这一写作的代表人物王家新的诗，照录如下：
这是一帮
戴上保险套
方能勃起的人
趣味
他们的趣味
不在操
而在保险套
回视王家新
在一册内部编印的诗集（《告别》，王家新著，《长安诗家》编委会1985年3月版）上，我看到了王家新青年时代的样子：眉清目秀间不乏几丝英气，属于那个时代的帅哥。那时他属于“朦胧诗群”的一员，名列在这个诗群的尾巴上。“朦胧诗”本来就是一个因为误读的印象而产生的概念，“朦胧诗群”也是如此，它来自对官方诗报刊的阅读印象。这个“诗群”得以存在的实体是《今天》或者说是北京地下诗人群，这个实体的人员构成包括：食指、北岛、芒克、多多、严力、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林莽、方含、田晓青等，除了舒婷都是北京人，舒婷因为与《今天》的关系也应名列其中。另外一些人首先产生于对官方诗报刊的阅读印象（与《今天》诗歌有相似之处）进而被某些选本（《新诗潮诗集》《朦胧诗选》《朦胧诗精选》）及某些评论（《崛起的诗群》）“圈”进来的，主要的人员包括；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王家新、骆耕野、孙武军、傅天琳等，我做出这样的划分不是为了贬低谁，“内在的诗歌真相”（谢有顺语）即是如此。事实上，在这个“诗群”中，梁小斌的重要性在当时就非常明显；王小妮是越写越好，到今天她已成为中国当代诗人中的“女1号”；徐敬亚以评论立身，以推动诗运弄潮，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他身后就再没有这样的人物了，他的经历、魅力、机遇和运气都很难在另一个人身上集中重复一次；傅天琳整体上弱些，但她的作品在当时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这很像舒婷；在后一个名单中，骆耕野和孙武军是最差的，现在看来他们能够名列其中纯属历史的误会；与骆、孙相比，王家新不是最差，在这个‘诗群“当中，他总体的风貌就是两个字：平庸。
我不但找到了那册超薄的《告别》，还找到了王家新早年出版的另一册诗集《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版）。翻遍他早年的作品（带有明显的“习作“性质），我说“平庸”是有根据的，读王家新我能读出他的“源头”，而“源头”不远：北岛写了两首献给遇罗克的诗，他就一口气写上4首，方式还那么北岛：北岛写：“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他就写：“看清了吗，那支瞄准我们的枪口？/阴森森、就像毒蛇那喝血的眼睛”，北岛写：“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他就写：“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掠起一队横飞的雁阵”；江河写了首《纪念碑》，他就写了首《纪念碑》，江河写：“真理就把诅咒没有完成的留给了枪/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他就写：“长江啊，把你汹涌的思念给我/把你站起来眺望的石头给我/——让我们筑起一座纪念碑吧”；舒婷写《神女峰》，他就写《神女峰下的沉思》，这一回没有发现他偷了舒婷什么，所以表现就更差，舒婷是：“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而他是：“骄傲吧，神女！也许只有你/才在这曲曲折折的峡谷里/唤起了一个民族最深邃的梦想……”；芒克写了《阳光中的向日葵》，他就写了《北方的向日葵》，好像也没有发现他偷了芒克什么，表现之差就到了这副样子，芒克是：“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你应该走近它去看看/你走近它你便会发现/它的生命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你走近它你顿时就会觉得/它脚下的那片泥土/你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而他是：“——北方的向日葵啊/你以迸放的种籽/敲响太阳/敲响那永恒的钟吧/而我/就这样顺着你的指引/从北方/踏向了通向太阳之路……”；还有《潮汐》中“这是沉默/又是默许”的舒婷气息和《献给太阳》中“真的，天空会死去吗/——如果老人倒下去，那我将站起来/站起来，在祖国的大地上歌唱太阳”的江河气概……说起来这还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在诗中想走正路的部分，当年的王家新还有另一部分的东西呐！“你恍如突然现出——/使我认出了/一个民族、一个人/格格做响的骨头”（《石头》）、“那么，祝福吧！当秋天的火焰哗哗地流向冰、流向一代人终于获得的微笑/让我们走向群山，从火中收获太阳吧……”（《秋叶红了》）、“生活啊，我是爱你的，我爱！/走向你，我怎不敞开我的怀抱”（《走向生活》）、“呵，马在飞腾，马在奔驰/一个民族正伏在马背上冲刺！……呵，如果你能复活，我愿驮起你飞呵/我年轻的心，就是那奋起献身的燕子！”（《历史博物馆的青铜奔马》）、“哦，脊梁在晃动，太阳在晃动/我的心随着眼前的脊梁在晃动……哦，脊梁——这中国的脊梁啊/从此，将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建筑工地印象》）、“呵，电车在奔驰！这乳白的梭子呀/在街道纵横的城里，织着生活的诗句”（《织》）、“不是别的，正是我的血/我的民族的血/认出了你一闪而过的英雄的长江呵……”（《门》）、“真的，那些遗失的乐谱呢/——走向先人的土地吧/在那里/让我们流血的手指/去挖掘一个民族的声音！”（《编钟》）、“哦，举起我们骄傲的船票吧/检票员同志，我们的船票是/——信念！在苦难中/用双手紧紧抓住的信念……//呵，希望号正在靠岸！”（《“希望号”渐渐靠岸》）、“就是在这样的树下，在历史的废墟上，站起了我们咬紧牙关、充满热望的民族！”（《致唐山的树》）……这哪里还是诗啊？！这简直就是分行排列的杨朔散文！甚至不如！它让我想起了一些恍若隔世的名字：许德民、程宝林……王家新的名字应该进入的是这样一份名单，我称之为“青春派主旋律”。他的名字忝列在北岛们的“朦胧诗群”中也属于历史的误会。体制趣味的早期作品，体制系统的成名途径，体制眼中的希望青年——这便是昨日的王家新。1985年6月，自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湖北郧阳师专任教的王家新被借调到北京诗刊社工作，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对一名普通大学生的选择而是对一位青年诗人的选择，体制选择了王家新。
回视王家新，我明白了一点：为什么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人”要用对“中年写作”的强调来回避自己的“青春写作”，用对90年代的强调来回避自己的80年代，因为他们的“青春写作”和80年代是这样的惨不忍睹。北岛会这样吗？严力会这样吗？多多会这样吗？于坚会这样吗？韩东会这样吗？海子如果活着，会这样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的所谓“青春写作”和80年代都是和一些坚实的至今没有褪色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朦胧诗群”的一条小尾巴，王家新当然不会满足（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这是一个野心严重大于才能的诗人），但他应该暗自庆幸了：在这一个名单而不是在另一个已经完全作废的名单里，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单给了他一个必要的心理暗示，确保了他一个最基本的立场而不至于在那个位置上自然地堕落——这很可能，他的早期作品有这样的潜质，而且我从来不认为这名“知识分子”是有信仰和有原则的人。
在《告别》和《纪念》中，王家新只在组诗《中国画》及碎片式的《从石头开始》中流露出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诗歌内部写下去的可能。1985-1989年，他的习诗生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他在外表上是谦恭而沉静的，在很多场合出现时不是以诗人而是以诗歌工作者的身份，作品不多但进步明显，变得审慎、冷静甚至略带迟疑，给人留下印象的有《触摸》《预感》《加里·斯奈德》《蝎子》等，他突然变得拘谨起来，对比他的早期，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拘谨，至少作品渐渐成型，败笔不再明显发生。这一阶段，他给人留下更深更好印象的还是他的工作，他与唐晓渡合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在山海关参与组织的诗刊社1987年青春诗会，对第三代一批重要诗人的推助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与沈睿合编的《当代欧美诗选》也在诗人圈及诗爱者中广受欢迎，还有他在诗刊社的日常编辑工作，据我所知所感，那一时期很多的年轻的前卫诗歌的写作者都把王家新当成了跃上这本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的一个缺口。很多人直到现在还怀念着他们与王家新交往的那段时光，还怀念着那个时期给他们留下美好印象的王家新，那一时期王家新对很多青年诗人的关心帮助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编辑的工作范畴，给他们寄书寄资料等等。“盘峰论争”波及到媒体上以后，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一方面对王家新在论争中的失态表示不解和惋惜，一方面希望我对王家新嘴下留情，这些人正是当年曾受惠和蒙恩于王家新者。这一时期，王家新在暗中使力，拼命悟诗。1989年9月出版的《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记录下了这个过程。与其说这是一本诗论集，不如说这是一本读书笔记和学诗札记，我以为它的价值在于谈到了诗歌写作的诸多细节问题，估计对与其处于同一写作时期及同类型的写作者有启示意义，记得诗评家L曾私下说过：“在这套驼队诗丛里，那个专搞诗评的（指唐晓渡）还写不过王家新。”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诗人秦巴子打电话给我，他说要看到王家新的进步，他说这个进步已堪称“奇迹”，可以获得二十年“最快进步奖”。给人以公正，一直是我的信条，恰恰也是我与“知识分子”斗争激情所产生的初衷，我公正的原则就是要还其本来面目，“让他们回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去！”（谢有顺语），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本人哪怕是一丁点公正。我还有一个信条：不能在与坏人的斗争中把自己变成了坏人。在成都，在许多持“惟天才论”的第三代诗人眼里，王家新是个“伪诗人”，他们其实是在说早年印象中的王家新的能力，我觉得这有欠公允，就替王辩护了几句，尽管这让我本人在当时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也十分滑稽。我看到了他的进步，堪称孟浪所说的那种“光荣的进步”——任何人在个人写作中所实现的那种超越自身的“进步”都是“光荣的”，考虑到他那么薄的底子、那么低的起点，秦巴子称其为“奇迹”也不为过。对王家新而言，“光荣的进步”发生在“历史强行进入”之后，这又是极其耐人寻味的。程光炜在论及西川时曾说：“他确乎出生在一个与王家新、张曙光们稍有不同的时代，是不是只需机智或想象力就可以达到认识事物的顶峰了呢？我承认自己是糊涂的……”经常犯糊涂的程光炜不是真的承认自己糊涂，他是在谈50年代出生者与60年代出生者的区别，他对前者的自得和对后者的微词在别的地方也流露过。假设这番见解在理论上成立，那么50年代出生者又是怎样的一种人呢？王家新也许是程光炜认为的最佳例证：当“历史强行进入”，冷空气突然南下，那个在其诗中最先感冒且从此鼻涕眼泪流淌不止的人。靠时代的整体情绪写作并取得自身的“光荣的进步”，他在80年代找不着北，一方面是才华与诗艺的欠缺，另一方面时代整体情绪逐渐模糊、趋于多元。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在90年代的最初两年，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一种整体性的情绪再度形成了。它对诗人的刺激是，似乎又有了做“北岛第二”的可能。周伦佑写出《刀锋二十首》并用长篇论文《红色写作》宣告另一诗歌时代的开始，孟浪暗中加密了诗中的意象（向北岛靠拢？）并把诗句的节奏处理得像拼刺刀一样；欧阳江河的诗中出现了更富时代气息的某种无法言传的挑逗性的修辞隐喻；王家新突然变得沉痛了忧郁了一副时刻准备哭泣的表情……我在此例举并认为这绝对无可厚非，相反倒是那些在那时宣扬“上午德法战争爆发，下午游泳”的人让我不大瞧得起。因为“强行进入”的“历史”在那时已不是历史，而成了我的日常——这正是我在诗中的态度和方式，把“历史”做个人日常化的处理，我的诗歌也适时地做好了这样的形式准备。因为那段“历史”，王家新被诗刊社弄走了，这就叫“历史”的个人日常化，它如此进入我们的生活，但王家新的诗歌表现不了这么微妙这么复杂这么具体的内容，又不具备北岛早年那种出众的现实透视力、历史涵盖力和艺术表现力。他只有在他最基本的与大多数人共通的情绪上大做文章，这部分公共情绪似乎特别适于他的发挥，激发了他的创作也成全了他个人的“光荣的进步”。也许这段“历史”并不需要“一把刀子”（崔健歌语），这会吓着知识分子的，它需要的仅仅只是一块手帕，大伙一块哭吧！——当我洞见了这一切，真是悲从中来！而王家新正是时代需要的那块手帕，手帕的作用在此处并不是为了擦拭眼泪而是为了提醒哭泣，面对时代，哭泣成了知识分子最“正确”的情绪反应。记得还比较推崇王家新的岛子曾对我说：“王家新大概是个受虐狂，受虐反而使他写得好。”在“历史强行进入”之后，比王家新境遇更惨的诗人有一大批（他们都承担了自己在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也许是他更敏感，更也许是他表达了一种“正确”的情绪，总之，是历史选择了王家新，历史让一个诗意平庸的诗人变得重要起来。
在写完《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持续的到达》《反向》《埃兹拉·庞德》等诗之后，王家新于1992年初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在欧洲的伪流亡生涯。我知道流亡有一个标准，王家新的出国肯定在这个标准之外，可他嚷嚷得比北岛还凶，北岛在诗中自省为“词的流亡”，王家新像得了什么大启示似的，他把这个词拆开了用：“词”进入了他的诗歌和诗学，“流亡”成了他做诗人的姿态。所以我称其为“伪”。这也是历史的安排吗？王家新出国前曾以明信片的形式向谢冕教授告别（据谢冕文章记载），对一个即将踏上流亡之途的人来说，他真是从容不迫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布罗茨基当年可是被警察押送着上了一列目的地不明的列车啊！与此相比，王家新的举动真是戏味十足（那个告别的细节让我玩味不已）。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王家新从一名单纯的诗人堕落成一名“文化戏子”，他如此这般地上演着一出“流亡”的话剧：“1992年：元月赴英国。应邀在英格兰东北部及中部讲学、朗诵……6月，分别应邀参加伦敦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诗歌研讨会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7-10月，应邀在比利时、德国一些大学和艺术节讲学、朗诵。10月下旬返英，在LINCOLN文学节上朗诵。12月再赴比……1993年：3月返英，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做访问学者……7月，应邀在伦敦南岸文学艺术中心的‘声音之屋’朗诵……10月，应邀去英格兰纽卡索朗诵……1994年：1月回国。4月，在北大等校讲学……8月调入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讲授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摘引自《游动悬崖》所附《王家新创作活动年表》）写诗的朋友，这样的流亡生涯必定是沉痛和哭泣的吗？这样的流亡生涯以及最后的归宿是你想拒绝的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一定有人是在演戏……至于这个人在流亡途中所写的诗：《词语》《斯卡堡》《叶芝》《临海的房子》……则让我想到了他的早年：过去他是在“民族”、“太阳”、“一代人”、“生活”、“脊梁”、“民族的血”、“英雄的长江”、“先人的土地”、“信念”、“希望号”、“历史的废墟”
……这些面前下跪，如今他是在“生命”、“写作”、“大师”、“雪”、“欧罗巴”、“母语”、“流亡”、“莫扎特”、“灵魂”、“花园”、“维特根斯坦”、“钢琴家”、“神学”、“巴赫”、“拱顶”、“奥登”、“萨特”、“烟斗”、“安妮·塞克斯顿”、“疼痛”、“莱蒙托夫”、“但丁”、“帕斯捷尔纳克”、“英吉利海峡”、“马勒”、“瓦雷里”、“拜伦”、“斯蒂文斯”、“词”、“博尔赫斯”、“华尔特·惠特曼”、“古希腊”、“合唱队”、“马格瑞特”、“艾略特”、“海德公园”、“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傲慢与偏见”、“得意志”、“毕加索”、“感恩”、“阿赫玛托娃”、“策兰”、“庞德”、“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悲歌”、“壁炉”、“变形记”、“布罗茨基”、“曼杰斯塔姆”、“三柱烛火”
……面前装孙子！原谅我不厌其烦的引述吧，这些词语仅仅是从《词语》一首诗中摘出来的。关于“流亡”，我们还是来听听王家新本人的说法吧：“在你上路的时候没有任何祝愿，这就是流亡！“（仍引自《词语》）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激昂！本来我就是个以骂人浅薄为耻的人，可忍不住还想骂一次……
1994年1月，王家新回国，被人称作“流亡者归来”（诗人叶舟语），被诗评家沈奇称作“90年代中国诗坛的两大事件”之一（另一个“之一”是于坚《0档案》的发表）。上路时无人祝愿，归来却有人盛赞，王氏“流亡”功德圆满。1995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时，听北京诗人S说：王家新已成“大师”了。说北京现在有两位“大师”：西川和王家新。S是那种大路货的诗人，他的趣味也是非常大路货的，因而他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代表着普遍性）。离开北京后我在另外的诗人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恕我孤陋寡闻，如果中国诗歌一定要刻意制造出一两个“大师”来装点门面，不是已有现成的一个北岛吗？如果还得有一个，以我之见可以在昌耀、海子（死了不算？）、于坚、痖弦四人中选，应该没有西、王什么事儿。但如果有人霸道而又下贱地以为，中国的所谓“大师”必须在北京地区“知识分子写作”的“正路”上选，那又另当别论了，因为你已改变了这种推选的性质：你推选的其实只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大师”。这样的推选我毫无兴趣，只想分析这样一个世俗印象的结果：王家新能与西川并称，顶掉的是欧阳江河，其才华与诗艺根本无法与另两人相比，甚至不及张曙光、陈东东，也就比孙文波强点儿。但“知识分子”于诗都是缺陷明显的人（没有一个天才式的人物！所以他们都说：不靠才气写诗），谁让西川的诗那么“面”呢？温吞水或总是戴着保险套的感觉；谁让欧阳江河越说越清楚可越写越糊涂呢？“少女赤裸而多腰”是什么意思呢？臧棣博士也解答不了；谁让陈东东一路“假小空”地玩下去呢？苍白的文体，他造纯洁之句，与诗无关；谁让张曙光一入伙就找不着北了呢？如今的张曙光已经没有了自己；谁让肖开愚太木、孙文波太差、臧棣西渡又太嫩了呢？……如此一来，“时代的诗人”王家新，敢于大声说出意义的诗人王家新，以“正确”的“历史”情绪哭泣不止的王家新，归来的流亡者或“国际诗人”王家新，老资格又有新表现的王家新，脱颖而出，终成正果，成为“知识分子”小集团里的并列男1号。在诗人的圈落中他的声誉明显不如西川，但在一些非诗的或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和诗歌青年中，他却有着更广和更多的心悦诚服的读者，所以他在与西川的争夺中还很有“潜力”
……
而这一切竟是一位资质平庸的诗人做到的，你相信吗？
质疑王家新
去年夏天在陕北旅行，同行者有诗人徐江和秦巴子。某晚我们住在绥德县宾馆，与当地诗人、我们的老朋友李岩见面，一块喝酒。席间就一个问题争论起来，还很激烈。后来争论的话题被带会房间，延续到很晚。争论的起因是李岩在不乏见识地批评了另外两位当代诗人Y和X之后说“王家新是这个时代最硬的诗人”，“《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说完举座皆惊。前一句话我反倒是理解的，尽管李岩写的是“陕北谣曲”，但多年以来却是心系“斗士”的，他把王家新误读成了“斗士”，把“一块手帕”误读成了“一把刀子”，所以他说“最硬”。而他说“《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本”，这又怎么理解呢？《夜莺》系王家新的一部文集，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9月出版的“诗人随想文丛”中的一本，据该书内容提要介绍：这是诗人王家新的诗论集，内容涉及诗人的创作体验、诗学探讨、读书札记和经历见闻。怎么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是把自己非诗歌的文字不当“文本”的，所以转不过弯儿来。如果韩东不是诗而是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本”，于坚不是诗而是散文成了“最重要的文本”，这会是一种尴尬，王家新正有幸经历着这种尴尬？他不是诗而是诗论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还是不要纠缠于李岩在酒后信口而出的这个“伪命题”把。仅就这套书而言（我读得不全），《夜莺》至少无法与《棕皮手记》（于坚著）相提并论，这还需要论证吗？唐晓渡在“盘峰论争”中的一篇文章中说：“在这个‘怎么都行’（？），连作恶都有天然合法性的时代，不讲学理肯定算不了什么；但有一个基本事实还是可以提一提：那些被归入‘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无足恃，他们凭什么建立让人眼热的‘权威’乃至‘霸权’呢？”唐晓渡说话实在不像过来人：他们（你们？）不是“被归入”而是“自称”，而且是真的“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无足恃”吗？“他们凭什么”？正好我就以王家新为例回答你。还是以《夜莺》为例，不管该书内容提要把王家新的东西分成了多少种（很丰富？），但在我这个读者看来也就是两种：一种是“读书笔记”，大师挨个儿读挨个儿谈感想谈认识，这占了一本书的大半部分，囿于篇幅所限，对此我不予置评。另一种是“自我炒作”，包括对其“知识分子写作”的同志哥们儿的学术炒作，事实上他们是互相吹嘘，“胡捧够友”（梁天、谢园一伙人的发明），共同发起了一场公开的阴谋，一个学术骗局，让批评与创作同谋，标准就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岁月的遗照》的最后一页，程光炜“推荐阅读诗集、评论集”，诗集与评论集惧有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三员大将：王家新、西川、陈东东。批评家与诗人变成了形象模糊的一个人、一伙人。王家新在堕落成一名“文化戏子”之后还嫌堕落得不够，他更深地堕落成一名“学术骗子”。
“如何看待‘今天’派或所谓‘朦胧’派诗歌？我曾跟你谈及‘朦胧诗’的夭折问题，并说你1989年以后的一些诗作可以说是对‘朦胧诗’的纵深发展，当然那是从一个新的出发点突入其纵深的，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回答四十个问题》）提问者是陈东东、黄灿然，问中带捧。王家新顺杆就爬了上去：“‘今天派’诗歌是从一个黑暗王国透出的第一线光明，但是随着这个王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全面解体，‘今天派’作为一派也就很快成了历史。光明与黑暗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今天派诗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不再只从社会而是从他们内心的黑暗中重新寻找创作的动力时，他们才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曾经超越了时代，但时代很快又超越了他们……至于我在那一阶段的诗作，看似部分地又回到了‘朦胧诗’那里，但实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今天派’早期诗歌中的那种单一性，无法为198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提供其‘纵深发展’的可能性……回想1989年后那一、二年间的写作，我们明确了我们的写作与早期的‘今天派’再无直接关联。就我个人来说，在那时对我产生主要作用的，除了国内的朋友外，是另外两个：帕斯捷尔纳克激励我如何在苦难中坚持，而米沃什把我导向一个更开阔的高地。”
“忘恩负义”是道德评判，我不提。现在还用早年既成的那一套与诗无关的评价（黑暗王国的光明什么的）来说‘今天’，什么他妈的“知识分子”！这或是因为心虚，或是因为愚昧，或是因为别有用心！总之他想说的是“今天”过时了，我们正当年。“知识分子”还是不要谈过时不过时的话吧，过了时的“今天”也有开创性的当年，正当年的“知识”却只有一个滞后了的今天。过时的依据是“单一性”而不“纵身发展”，那我们就来看看：“群山起伏的谎言/也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代表人类智慧/和凶猛的所有牙齿/都在耐心期待着/期待着花朵闪烁之后/那惟一的果实”——早期的北岛是“单一性”的吗？“我用手势制止了一切发声器/麦克风正趴在我的耳朵上诉说它长久被人诉说的痛苦/我感动得不敢哭出声来”——早期的严力是“单一性”的吗？“一些无情的感情/一些心中可怕的变动/月光在屋前的空场上轻声咳嗽/月光啊，暗示着楚楚在目的流放……”——早期的多多是“单一性”的吗？而“没有祖国/祖国已带着它的巨石升向空中/祖国仅为一瞬痛苦的闪耀/祖国在上，在更高更远的地方/压迫你的一生”、“我将离去，但我仍在那里/布拉格的黄昏会在另一个卡夫卡的灵魂中展开/布拉格的黄昏永不完成/布拉格的黄昏骤然死去——/如你眼中的最后一抹光辉”——90年代的这个王家新就是“纵深发展”吗？别骗自己了！“我们都是老江湖了！”（于坚在盘峰诗会上语）
前无古人了，后能有来者吗？不能！王家新不让它能。“被视为‘新生代’的代表性诗人之韩东就曾这样宣称：‘世界是不完美的……假如我们为了使它完美而加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诗必然是不完美的。’这是什么逻辑？然而这正是80年代的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曾支配了众多中国诗人的‘集体潜意识’。人们试图避开以前中国作家所曾陷入的历史悲剧，但是由于他们这种天真的理解，尤其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想方式的支配，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诗歌提供出路，相反却造成了自身的某种畸形。”（《阐释之外》）话都听不明白，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事实是韩东说什么他并不在意，他就是先认定了你没有“提供出路”并且“自身……畸形”，这是对韩东个人的发难吗？当然不是。老被“知识分子”拉去装点门面的天才诗人柏桦说了“非非”的好话也令他醋意大发：“例如曾有人这样评述过‘非非主义’：‘非非就是以这样的‘不在’（指非非诗人们提出的‘反文化、反语义’，‘前文化还原’以及‘零度写作’等，笔者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方程式）的状态。’那么人们是否果真‘征服’了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一种恐怕连非非诗人自己也不相信的神话……”柏桦盛赞非非，本来是江湖上反山头主义、不同艺术立场的诗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佳话，王家新眼中却没有这份美好，他利用柏桦的话拿非非开刀，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必须要做。“知识分子”要确立，就必须干掉“今天”、“他们”、“非非”，于是就硬着脖子指认“今天”过时了，“他们”、“非非”没出息，所以得看“知识”的。他在玩这一套的时候脑子绝对不笨，不但要干掉“今天”、“他们”、“非非”，还要干掉从“今天”到“他们”和“非非”的这个历史序列，不干掉这个序列“知识”仍难立足，关键是它插不进去，所以王家新又说了：“因此不能不强调‘差异性’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对现代诗学十分重要的概念。我想个人写作正是建立在‘差异性’上的，与之相对的则是群体性或整体性。的确，任何整体性的理论企图都带有强行规范和同化性质，带有一种极权主义味道。比如，以‘朦胧诗——新生代’为轴线来概括这些年来的诗，导致的正是对个人写作的遮蔽乃至取消。这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制服化’。”（《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当然，也许批评总是比创作迟一步，或者说批评有理由与创作拉开一段距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我们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体系’问题，一个潜在的体系是：在批评上以‘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朦胧诗——新生代（到海子为止）’为轴线展开，后来又冒出来一个顾城事件；在理论上又总是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种种抽象价值（比如说‘纯诗’）为永恒摹本，表现为一种非历史化的理论悬空倾向。我想正是这个体系限制了人们的批评视野及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八十年代末以来‘个人写作’的遮蔽。这就是说‘一个过去的时代’在我们的批评行为中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手玩“个人写作”，一手玩“知识分子写作”，用“个人写作”去对付旧的整体性，用“知识分子写作”来建立新的整体性，这绝对是流氓的玩法。有一个事实可以一目了然，90年代惟一兴起的诗人小集团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喊“个人写作”喊得最凶的也正是他们。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家新们是如何确立自己的，王在《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一文中写道：“如果说80年代中期的诗大体上是反叛的、抒情的、自恋的，这几年则是反讽的、叙述的、多声部；如果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诗是凝重的、内聚的、承受式，这几年则朝向一种开放和自我颠覆。”作为一个老江湖和过来人，作为一个在诗歌中浸淫了小半生的人，王家新是昧着良心存心这么干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抹杀成性的人，在他这几句短短的概括中，“今天”的成就就变得可疑而好笑，“第三代”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努力被一笔勾销，“知识分子”内部芝麻大点的变化与调整成了中国诗歌的标志性成果。在他开列的清单上，一、反讽意识与戏剧精神=陈东东、王家新、孙文波、朱朱、肖开愚。二、多声部写作=西川、肖开愚、陈东东、唐丹鸿。三、叙事的可能性=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欧阳江河、翟永明。唐晓渡在“盘峰诗会”上说：“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了。”——我想以此名言转告家新兄——当代“指鹿为马”的专家。他也知道该玩反讽了、喜剧了、叙述了，玩不了就是玩不了，玩不好就是玩不好，他硬要那么说暴露的是内在的虚弱。何苦来呢？这只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啊！一帮学术垃圾的制造者、一帮为了功利之欲丧心病狂的人。
王家新在《致一位尊敬的汉学家》一诗中表露出这样一副嘴脸：“我感兴趣于您的兴趣：东方/虽然我一直搞不懂它对您意味着什么。/瞧，我不会中国书法，/对于易经或房中术也不甚了了；/早上起来更喜欢一杯咖啡，而不是/用英国红塘来冲福建乌龙茶。”还有更肉麻的：“先生，您简直创造了另一个中国/让我也不得不暗自窃喜。”而当另一位具体的汉学家——荷兰人柯雷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不合他的意或者说他以为触犯了他的利益的时候，便马上跳了起来：“他的某些判断及其潜在的逻辑也引起我的不安”（《阐述之外》）。柯雷究竟说了些什么而引起王家新的不安呢？是关于多多的论述：“多多作品的鸟瞰图显示了一种按时间顺序的背离政治性与中国性的发展”，“他这十年来的诗与其说是关于中国人的境遇，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境遇；以悖论的方式，他的诗是如此个人化以至获得了普遍性”、“因而多多的诗证明了中国文学存在着在政治之外的领域复活的可能性……他的诗并不限于Gregory所说的是‘中国现实复杂的反映’，并且……肯定不是‘骨子里的中国性’”。本来王家新已经认定“今天”派是群体性或整体性的，而个人化是他及知识分子同志的小专利，突然这项专利被“今天”诗人多多抢了去，他感到的岂止是不安？本来他认定自己及其同志的诗是对政治性与中国性的恢复与创造，柯雷却认为多多超越性地背离了这些，这不是让王家新方寸大乱找不着北吗？有一件意味深长的小事是王家新自己写出来的：“1992年6月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期间，当我和一些海外的中国诗人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有人不屑地讲‘他是个政治诗人’；谈到索而仁尼琴，一位我素来尊敬的‘朦胧诗’代表诗人的反应是：‘他很反动’。这我就更不懂了。我深感震惊，同时还有一种深深的孤寂。”王家新啊王家新，你就别书生气十足地带着那点儿可怜的中国式的学术的正确性远走天涯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重要的是永远不是观点而是趣味，我和朋友私下说：艾略特是个呆子，里尔克太闷，庞德有病。学者和知识分子趣味的诗人就永远听不懂，他们会“深感震惊”，以为我疯了。王家新在这一点上一点不像诗人而像一名刚出去的留学生。我猜测那位说索尔仁尼琴“反动”的诗人正是多多，如果真的是的话，正好从趣味深处证明了柯雷的论述是有根据的。
一切的蹦跳不都是为了那点可怜的切身利益吗？十年了，王家新用于自我炒作的所谓“诗学文章”远远多于他的诗，作为一名诗人这是十分可耻的，当无数的谎言等到被揭穿的一天，在众人眼中他变成了一个我们从不认识的人。在“盘峰诗会”上，口口声声“本来不想发言，不想开这个会”的王家新是开着私车来的，并运来了1万多字的发言稿。他现场发言的题目叫《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后来《大家》杂志上发表时易名为《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令全场瞠目结舌而苦笑不得的不是王家新的观点而是他的语言，在其诗和诗学文章中满纸唯美意象、崇高情怀、文化掌故和大师引言的王家新，在他的批判（不是批评）文章及现场发言中竟然使用了恍若隔世的文革话语：诸如“何罪之有”、“你们这是在搞运动”、“谁也没有搞住谁”，间或，还令人啼笑皆非地甩出“知识分子”原本十分不屑的市井帮会语言（参照西川文章）：“20年后，咱们走着瞧！”王家新还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内在的诗歌真相》一文的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进行“缺席审判”，他竟然非常低级地把“谢有顺，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当成了谢有顺的“罪证”（唐晓渡的发言亦是如此）。王家新开始发言时，于坚愤而退场以示抗议，中间回来发现王的发言仍在继续便再度告退，所以，王家新对于坚实施的也是“缺席审判”。在这个会议上，王家新作为情绪最为激动的一个人把争论双方完全带入了“打仗”的氛围。
请大家继续欣赏王家新在“盘峰论争”中《也谈“真相”》（《科学时报》1999年8月5日）一文中的精彩语段：“四月中旬在平谷盘峰宾馆举行的诗会之后（俗称“盘峰论剑”），人们纷纷传言于坚‘疯了’。”、“但，这不过是于坚之辈盘峰落马后使出的又一招：大造假舆论……”、“还有在这之前一年多来于坚等人或诋毁性或‘搅浑水’的文章摆在那里。”、“现在看来是过于书生气了。这些人果真有什么‘立场’、‘理论’或‘原则’吗？没有。有的只是权利欲、巨星欲、靠骂娘或当主编来出名欲，灭他人以抬自己之欲，由‘文学青年’一变而为诗坛‘揭密人’之欲，或像有人说的，不择手段以跻身于文学史之欲……我想还是西川说得透：‘与其说有什么民间立场，不如说有个‘黑社会立场’！’”、“那么，还有什么招？”“重新扯起‘民间写作’甚至‘第三代人诗歌运动’大旗，以同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抗衡，如果不能把对方灭掉，起码可以把水搅浑。”、“许多人已有文章揭底。”、“说实话，新诗史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行径。”、“以骗取、笼络、胁迫等政客手段，试图建立‘统一战线’，以实现‘一旦起事，当能统一山河’之大梦，或是以‘新的诗歌增长点’发现者和保护神自诩，来向所谓‘话语霸权’挑战，为自己意外地捞一笔。”、“而在盘峰诗会上，于坚一定要某诗人在会上‘表明立场’，别人不愿意，结果被骂成‘甫志高’！”、“沈奇真不明白吗？他不过又是在装孙子，装无辜罢了。”、“他们什么时候用他们那倾听权力或哥们儿的耳朵来倾听过来自民间的声音呢？”、“最大的谎言……”、“然而，在当今还有没有一个类似于80年代的‘民间写作‘，或于坚、杨克这些人什么时候‘民间’过呢……”、“于坚至多只能蒙骗一些对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发展一无所知的人。重要的是，于坚能否‘代表’第三代诗歌运动？”、“这真如西川所说‘撒谎的人把声势造得再大也是在撒谎’！”、“不过，这帮人就是有一种说谎不脸红的本事……”、“‘老’并不可怕。怕就怕在老了还要装时髦，还要扮演出种种姿态去诱骗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说到底，谨防上当。因为在那个所谓‘新的诗歌的增长点’的招牌后面，我们看到的，却是几个不甘寂寞的‘老诗人’及气喘吁吁的‘野路子批评家’在那里密谋！”……不知大伙观感如何，我陶醉于这样的发现之中：一、一个人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用一句话去评价自己说的另一句话，譬如：用“这帮人就是有一种说谎不脸红的本事”可以评价“……结果被骂成‘甫志高’！”这叫自己掌嘴。二、王家新借骂“民间写作”及其诗人为他和“知识分子”十年来的工作做了最好总结：XX疯了、盘峰落马、大造假舆论、权利欲、灭他人以抬高自己之欲、骗子、骗取、装孙子、装无辜、蒙骗、撒谎、诱骗、无耻、装时髦、谎言、老诗人、评论家、密谋——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叫借人讽己。三、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更大的疑惑，王家新慌不择词或者说他用词根本不过脑子，譬如说。“骗取”你可以用，因为你们常常这么干，但“笼络、胁迫等政客手段”你们也常常这么使吗？你盛赞西川的“黑社会立场”之说，那么我想把问西川的话再问你一遍，他不回答请你回答：你们把自己当什么了？诗歌政权吗？即使是骂人也有一个准确度的问题，一个人用词生怕不能够很，生怕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如果这一切是在清醒状态下干的，那么他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何在？
一位“知识分子写作”的重要代表人物私下透露说：他们中只有王家新还想把这场争论进行下去进行到底。事实是，确实是由他进行到底的。我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宣布：“盘峰论争”已经结束了，它结束于王家新化名“子岸”在《山花》杂志上所做的一篇《九十年代诗歌纪事》。
《山花》刊登此文的目的在“编者按”中已经讲明“为中国诗坛提供一部相对完整的更有价值的诗歌编年史”。有人化名写史，写出了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不妨瞧瞧。
如何书写历史中的自己？
“1991年3月：《花城》第2期刊出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守望》等诗5首……引起注意和反响。四川学者大迟写出长篇思想札记论述‘俄罗斯的启示’和王家新此诗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意义。”
“1992年11月：《花城》第6期刊出王家新《瓦雷金诺叙事曲》，受到注意。”
“1997年8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二十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出版，共4种：王家新《游动悬崖》……出版后受到注意和欢迎。”
如何书写历史中的他人，尤其是那些与自己的诗学主张、诗歌立场相左的人？
“……三年后，韩东却把这种‘从阅读开始进入角色’用来专门描绘他要攻击的‘知识分子写作’，并将之别有用心地命名为‘读者写作’，用来诋毁其他诗人。”
“1994年12月15日，在进修于北大的沈奇的奔走游说下，北大‘批评家周末’举行‘对《0档案》发言’讨论会，于坚本人到场。”
“《文友》第3期刊出徐江《乌烟瘴气诗坛子》，用地摊小报笔法对他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和批评家进行诋毁和攻讦。”
自己与他人，两相对比，明眼人不难看出，连采用的笔法都是不同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用的是编年史标准的客观陈述笔法，对他人则完全是主观色彩极浓的随笔和戏说，是典型的用来攻击他人的“地摊小报笔法”。而所述内容也完全不是事实，比如他说自己的诗集《游动悬崖》出版后受到欢迎和注意，不知他受到的是谁的欢迎和注意？我猜是暗指读者吧，而我所掌握的事实是这套诗集卖得相当差，致使本来准备要出的后几本（于坚《0档案》等）也被迫搁浅。
诗人何小竹对这个《纪事》的评价相当精当：这是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发表史。
真是可怜！话可以说得很大，事却可以做得很小。吵来吵去吵到后来当所谓“对手”把其不大的目的赤裸裸和盘托出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介入其中的无聊！我分别跟本方两位斗争热情与我同样高涨的主将于坚和徐江通了电话，我对于坚说：“我们再不要多写一个字，论争已经结束了，这样收场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于坚向我表示了同样的意思。这真是一次轻松愉快的通话。我对徐江说：“游戏结束了，人要是想当小丑，你真是拦都拦不住。”说完我们哈哈大笑。这真是一次不断爆笑的通话。
人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小丑？不就是想让自己早点滚进那白纸黑字的历史吗？但事实是，当你变成了那些字难道就真的进入了历史吗？这又是无法确认的。其实当我们写完各自的东西，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说穿了，争来争去还是为了现世的回报，具体到诗歌上说这已变得十分可怜，把身家性命荣辱得失全都系在这根线上的人就显得更加可怜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我和王家新（包括那些“知识分子”）下次的见面会是什么情景？“盘峰诗会”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本来有两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去年六七月间的澳门国际诗人会议，我们都受到了邀请（我的邀请函还是王家新及时转过来的，我谢谢他！）我甚至还办好了出境手续，但临行前接到一个通知说不许去……另一次是去年十一月的北京“龙脉诗会”，但所有受邀的“知识分子”集体抵制了。我想象我们可能的见面后的情景是因为最近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诗人之间最健康的交往方式，直到现在我还有一种最简单也许很幼稚的愿望——怎么说呢？如何描绘它呢？我脑中有这样一幅图景——那是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最后一组镜头：孙道临扮演的“江南棋王”与三国连太朗扮演的“日本棋王”在长城上进行“口弈”，下完多少年前没有下完的那盘棋……
我想与王家新“口弈”彼此的诗，完了一起复盘，像真正的棋士。因为曾经沧海之后，我们都应该更加懂得，那决定乾坤决定一切的的东西是我们手中的棋。关于他棋中的问题，我愿意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把改进的办法告诉他——反过来，关于我棋中的问题，我希望他也能把他的想法和解决的办法告诉我。
布拉格的黄昏缓缓燃烧
布拉格的黄昏无可挽回
布拉格的黄昏，比任何一个城市的更为漫长
布拉格的黄昏，刺痛了我的心
——《布拉格》
家新啊，四个相似的句式并列在一起，太单调，令人疲倦，也显得学生腔。这么改你看如何？
缓缓燃烧 无可挽回
黄昏在布拉格
比它经历过的其它城市长些
布拉格的黄昏 让我揪心
“任何一个城市”太主观臆断，我改了。“刺痛了我的心”太突兀，太俗气，缺乏质感。“疼”不必说出，写出“揪“的质感即可。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帕斯捷尔纳克》
家新啊，这是你惯常的毛病，喜欢连续使用激越的语感和口气，像动员令，这反而达不到效果，因为它们（从“把……吧”到“这是……是……”再到“不是……是……”）彼此抵消了。换种口气如何？
让灵魂面向这些？这一切？诗人
幸福？抑或心底升起那最高的什么？
习惯苦难，你最终承担起的一切
仍无可阻遏地，雪一样将我们覆盖和掩埋
在语气中增添一点犹疑，结果会更显有力。“律令”这种硬词，拿掉！你是诗人不是哲学家。最好不用“是……不是……”这类主观判断句，让意象从意象的角度自己出来表现。
最后，我和家新一起来到了长城，家新在诗中喜欢的北方的雪就要下了……
家新口弈道：“白发纷飞时，朝北；你总是这样：北，更北……”——他下的是《杜甫》。
我跟了一步：“红袖添香时，背北；你一副鸟样：北，没北……”——我下的是《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