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殖、收摄与在路上－－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及语言转型
沈奇
一
一个古老的、曾经那样辉煌而有效地命名并锁定了古典中华民族精神空间的
诗的中国，在２０世纪下半叶，最终被另一个诗的幽灵所彻底解构，离散为千沼
百湖状的多元形态，实在是一个千年的巨变，是这个世纪之中国文化进程最为重
要的遗产。
从白话文的发难，到现代汉诗的全面确立，现代中国的诗歌精神，经由几代
诗人的努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换：由超稳定性的、以封建中心话语为核心的古
典封闭系统，向变动不居的，以现代生存经验为底背、且与外部世界打通同构的
多元开放系统的转换。这一转换，对２０世纪的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和审美空间，
发生了创世性的拓殖效应－－在这个充满忧患、对抗和各种危机的世纪里，现代
汉诗已成为百年中国文化最真实的呼吸，成为百年中国人自身生命最真实的所在，
成为向来缺乏独立人格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真实灵魂的隐秘居所，也同时成为中
西精神对话最真实的通道。在不断消解狭隘的阶级利益和狭隘的民族利益的困扰，
顽强对抗封建残余与意识形态暴力的迫抑之艰难历程中，现代汉诗最终以独立的
现代精神风貌和丰满的现代艺术品质，与世界文学接轨，与现代人类意识交汇，
成为２０世纪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场从精神到语言的全面变革。变革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我曾由此将其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新诗拓荒期；第
二板块为５０年代至今的台湾现代诗；第三板块即大陆自７０年代末崛起，横贯
整个８０年代，继而深入９０年代的现代汉诗大潮。如此划分的目的在于想指出：
现代汉诗的历史性转换，最终是由后两板块共同完成与确立的，而“现代汉诗”
这一区别于以往“白话诗”、“新诗”等称谓的新的诗学框架，也应大体框定于
后两大板块－－所谓“现代汉诗诗学”，我想，应该是以此为出发作展开的。
诗歌精神的转型，是伴之诗歌语言的转型而生的。由“五·四”开启的“白
话诗”，经由全面拓荒后形成的第一板块，主要完成了由古典话语向现代话语的
转型，而后两大板块，则经由多向度的突进，深入推动了新诗更深层次的语言转
型－－
其一，由一元中心的意识形态话语，向多元分延的生命话语的转型；
其二，由以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为核心的共识话语，向消解了共同想象关系
的个人话语的转型。
第三，由单一的、以想象世界的主观抒情为主的抒情性话语，向分流的、以
真实世界的客观陈述为新表现域的叙事性话语的转型。
前两度转型，导致了意识的革命和生命的重塑，第三度转型，则直接促使新
诗表现域度的大跨度拓展和根本性变化，从而成为现代汉诗超越传统新诗的本质
特征，也是现代汉诗诗学最值得着力研究之所在。
二
或“言不由衷”或“辞不达意”，脱离由启蒙运动开启了的新的精神空间，
无法成为新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形成“语言空转”－－这是新诗向旧体诗发难的根
本动因。一方面，现代汉语已开始创造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体
现在现代汉语中，这是必须直面的历史现实。另一方面，经由上千年的打磨，古
典诗语已太过光滑，以致使现代人无法再自由行走，需要新的磨擦力，新诗由此
迈向了由古典诗语向现代诗语转换的步程。这一步程的启动，主要来自对西方浪
漫主义诗质的接种，且逐渐沿袭为一种新的“主流话语”，乃至一直深入影响到
今天，从而也逐渐打磨出新的“光滑”，出现了新的“语言空转”－－生存的问
题越是尖锐，诗人的语言越是虚脱，重新泛滥于９０年代大陆诗坛的语言贵族化
倾向，使我们对由单一的抒情性话语向分流的叙事性话语的转型之必要性与重要
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新诗显然已形成了新的范式。这种范式是高蹈的、抒情的、翻译性语感化的，
充满了意象迷幻、隐喻复制、观念结石以及精神的虚妄和人格的模糊、失去了对
存在发问、对当下发言的尖锐性，也失去了进入新人类之“文化餐桌”的可能性。
其实有别于这一“范式”的另脉诗风，早已存在于现代汉诗的进程中，其代表人
物，在台湾，是痖弦等诗人，在大陆，是早期的韩东和集大成者于坚，以及９０
年代崛起的伊沙等。正是这一脉诗风，活用口语，再造叙事，回到日常语言的大
地并激活出生疏的力量，以富有寓言性和戏剧性的细节与经由选择控制有度的叙
述，赋予非抒情性的自然词序和平凡语言以全新的诗性和更广阔的表现力，真正
抵达融语言的真实与人的真实和世界的真实为一的境界。这一转型，不但极为有
效地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诗性功能，也改造和丰富了现代汉诗的语境，成为现代汉
语中最为深入而坚实可信的诗性言说。
由诗性的歌唱而转为诗性的言说，由想象界转而为真实界，由神转而为人，
这是更为智慧、更需意志力而非仅凭激情与想象的写作。这种写作不只是找到了
一种与当代人生命质素更相适应的表层形式，同时更表达了对一种生命形式的寻
找－－本色、真实、直面存在、体认普泛生命的脉息和情绪，投射出健康而富有
骨感的人格魅力－－由此诗性主体发出的言说，具有更单纯的力量和更高的内涵，
消解了为想象而想象的矫饰、为抒情而抒情的虚浮，同时也便拆解了想象界与真
实界、说“诗说”与说“人话”亦即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使现代汉诗成为一个
真正广阔而坚实的开放场。而仅就语境而言，这一语言转型所生发的澄明／硬朗
之美，也是对抒情传统的繁复／朦胧之美的极为重要的互补。走出这一再被复制
的隐喻系统，直接进入存在，用口语化的陈述敲击存在的真髓，同时注意对事象
与意绪的诗性创化，以“高僧说家常话”的手法，追求文本内语境透明而文本外
弥散性的后张力。很明显，这样一种语境，是更契合我们这个时代且向末来开放
的，也使现代汉诗之专业的或非专业的阅读者，有更多的信任感－－在多元文化
语境下，这一信任感的确立，对现代汉诗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是至为关键的。
三
对叙事性诗歌话语的高度评价，旨在全面确认现代汉语的本体特征，以重新
梳理其建构策略。
谁都明白，失去想象力的现代汉诗依然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依然要维护
诗的高蹈性，使之避免成为公共舆论机构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消费文化”的牺
牲品，保持其“精神家园”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伸出一只臂膀或
叫作垂下一只臂膀，深深插入现实的大地，作负面的承载，清除日益增生的生存
毒素和语言毒素，以让真的生命、真的诗性在意识形态混乱和金钱挡道之中继续
前行。
这是从诗歌精神的角度而言。换一个角度，单从语言说起。我们知道，进入
９０年代之后，一直在整个现代文学的进程中，起着启动与前导作用的现代汉诗，
已逐渐失去往日的影响力而变得孤弱沉寂起来。尽管从现代汉诗诗运而言，这是
一个必要的间歇，由放任的拓殖到自律的收摄的间歇，是成熟起来的表现。但由
此也激发了诗学界的思考。不少学者便首先落视于对语言的检视，提出诸如“重
新认识传统”、“母语的纯洁性”、“文本失范”等等问题。
这里首先需要确认的是：现代汉语是否就是我们的母语？如果是，那么在用
此母语思维和写作时，不断提出对传统消解的警惕是否有意义？在伽默尔看来，
传统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向度，是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时间性的
一种过程。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而非只是过去时的，更没有一个可持之不
变的恒定内核。实际上，百年文化变迁已形成了我们无法抽身他去的语言处境，
我们再也无法握住那只“唐代的手”（柏桦《悬崖》诗句），也只能站在现代汉
语的土地上发言。诚然，现代文化的变迁，使我们猛然间失去了古典中国的“家
园”，从此踏上不归路的、永远在路上的行程，但这是我们必须认领的历史境遇，
我们只能就此前行，不再作“回家”的梦。显然，“在路上”的写作与“在家中”
的写作有着本质的不同，原因是，“在路上”的生命状态对艺术的呼求和“在家
中”的生命状态对艺术的呼求是不一样的。“在家中”的写作，无论是出世的还
是入世的，是“仙风道骨”还是“代圣立言”（“圣”与“家／国”同构，“言”
即“志”），都有一个较稳定而可通约的文化背影作凭籍，因而其言说是具有公
约性和可规范性的，写作者也在有意与无意间追求这种公约和规范。“在路上”
的写作，则完全返回自身，返回当下的个在生命体验，且因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性和变动性，无法再有“规范”可言，写作者也不再顾及这种“规范”，亦即写
作本身也成了一种处于变动不居的、“在路上”的状态。
实则经过多年的纷争，大家都已开始认识到，诗的发展动力来自生存本身，
而非某种传统，而语言在使用中必然要不断突破原有系统，突破语言规律而不致
被冻结，使语言在艺术的直觉中不断自我超越，这正是诗的本质所在。由此我想
到处，有如长期纠缠于诸如传统与现代等所谓“基本问题”（实际已成“不良问
题”）不如回过头来，体认现代汉诗就是“在路上”的这一最根本的本体特征，
潜心于对这一特征之内部语言机制变化的勘察，大概是现代汉诗诗学最可着力而
有所作为之处。
以此去看上述两脉诗风的语言走向，自会有新的领悟。几十年的实践已表明，
高蹈之作，总难避免重蹈语言贵族化的倾向，这已成积弊。要说现代汉语入诗，
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就是因移植而形成的翻译语感的作怪，以及由此生成的语
境的隔膜感。许多诗人写的诗，完全是西方诗歌的中国式“高仿”，恐怕翻译成
英语比汉语还漂亮。而当语言复杂和隔膜到人疲惫不堪的时候，人们自会感到厌
倦而失去审美兴趣。其实所有那些人类智慧的大师，都是口语化表达的奇才，而
能在寻常生活中抓住生命要义的人，才是真正得诗之真谛的诗人，也才是真正有
能力对存在发问、对当下发言的强者诗人。这种强者诗人之强，在于其语言独立，
且是独立的活话语，能更直接灵动地反应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与精神实质，同时
也从根本上得以消解因“语言殖民”所导致的从语势到语义的互文性和复制感，
富有原创性地、鲜活而生动地言说我们自己的现代处境。应该说，所谓现代汉诗
之跨世纪的深入发展，也才由此落在了实处。
四
新诗八十年，三大板块，三次崛起，都是以精神拓殖为主导的－－启蒙思潮
之于“五·四”白话诗；文化放逐所致的文化乡愁之于台湾现代诗；人的复归与
生命意识之于大陆新诗潮－－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极言精神而疏于艺术收摄
的过渡时代。随着三度语言转型的完成，随着“运动情绪”和“角色意识”的逐
步消解，随着富有专业风度之终身写作姿态的出现，我认为，这一漫长的过渡应
该结束了。
有倾心于拓殖的时代，便该有潜心于精耕细作的时代。诗是语言的艺术，精
神的拓殖最终要经由艺术的收摄来予以体现、完成。一个从未学过书法的诗人是
否能成为书法家？同理，一位从未深入过诗歌写作的哲学家是否可以成为诗人？
这是不言而喻的。依然普遍存在的“辞不达意”或“言不由衷”，有主体人格的
问题，更有艺术质素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意识形态的中心坍塌，现代汉语的诗
性想象与诗性言说空间，是空前的扩展了，其精神性资源也更加丰厚了。它给当
代诗人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历史际遇，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的诗人，却在这
时猝然间老去！
仅凭精神驱动造就的是大批热爱写诗的人，以及几个“登高一呼”式的“风
云人物”。只有那些潜沉于诗歌艺术，且具有整合能力的诗人，才会成为真正优
秀的、跨时代的诗人。
“收摄”的命题由此提出－－
对于依然“在路上”的现代汉诗，收摄不是锁定，不是整合为一统的所谓“
经典范式”，现代汉诗必须以内部的多元互动来保持活力，在开放状态下实现其
丰富性，收摄是指在每一向度的精神拓殖中，找到更契合这一精神向度的言说方
式－－各自饱满的方式；麦子的饱满和水稻的饱满，而非只种一种庄稼。同时注
意让各种潜在的新的艺术质素，得以充分滋生，最终进入自然的自律。
对于在“对抗”消解之后，处于严重失语状态的现代汉诗诗学，收摄则是一
个全新的开启。我们多年来已习惯于以前导性的姿态发言，失于对诗学本体的深
入，包括技术层面的研究，陷入大话的自我缠绕和脱离现场的理论空转。实际上，
当现代汉诗已呈现为一种有边缘而无中心的集合，一种弥散性的扩张状态时，我
们有许多十分具体的工作可做。譬如－－
Ａ．深入文本的“技术性”分析：①是否说出了新的东西，亦即对一个新的
精神空间予以了诗性的命名？②是否同时给出了新的说法，亦即命名的原始性？
③其言与其思其道之间是否达到了和谐贯通，亦即说出的与想说的之间有着怎样
的落差？
Ｂ．深入诗人本体的“状态性”分析：①什么样的状态？②是复制性的还是
超越性的？③是专业性的还是非专业性的？④是否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和语言的独
立性？
Ｃ．就语言而言：①?西方时间性／知性的语言逻辑接种于?间性／感性的
汉字母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裂变？这裂变与我们的精神进程有何契合或悖谬？
②现代汉诗经由三次语言转型后，出现了怎样的艺术差异？有无整合的可能？怎
样的可能？
。模 就诗与非诗而言：①规定什么是诗，肯定是错误的思路，但指认什么不
是诗，是否是当代诗学应该考虑的问题？②只能这样才算好诗与无论怎样都可以
写出好诗之间，是否该有个可通约的过渡带？怎样的通约？
。牛
就编选科学而言（这是问题最多也最混乱的领域）：是否能在每一种“
主义”和路向范畴里，把原创性的作品留下，把投影和复制性的作品剔除掉，再
研究其原创的份额和程度，一些有关诗歌本质的问题可能会由此清楚一些。这是
编选的历史任务，不能再搅在一起乱编下去－－把麦子的优良品种挑出来，也把
稻子的优良品种挑出来，然后重新播种。
鉴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及篇幅所限，以上仅作问题提出，不再展述。而我最终
想说的是：我们无法脱离当下现代汉诗已具的现实广原，去建构他在的什么诗学
体系。打破线性的文学史观，以更为开放的视野，反思“精神拓殖”、着眼“艺
术收摄”、体认“在路上状态”，真正进入一个科学工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里，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做什么和只能怎样做，从而在一种更为严谨的自律中，去
求得更大的自由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