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新诗关键词
伊沙
那时他们/朝前走着/一个女人/跟着他们/又说：“谁能看出/他们是一群/伟大的天才”
——伊沙《非非当年》
昌耀
或许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三月才是真正残酷的。在这一年的这个月份，从无数个电话听筒里传出的是身患绝症的昌耀先生自高楼扑向大地的消息。我是在前一年的冬天就得知昌耀先生将不久于人世的，他托人带话向我致谢（对我为他所做的和所说的有限的一切），我知道那是他在向我做最后的道别——我知道许多诗人都在那几个月里先后接受过这样的道别，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但没想到它还是被人为地提前了——昌耀先生不堪癌症晚期的病痛之苦毅然解决了自己。就算在预先的知情者那里，此事引发的震惊与阵痛也依然是普遍的。
所以，当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新疆诗人沈苇的一篇悼念文章时，心里竟有了异样的感觉，我在瞬间有了某种昔日重来、神话重生的预感。恕我直言，我发现如果将沈文中出现的所有昌耀的名字都置换成海子，沈文中所有的提法与评价也照样成立。我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沈苇兄因为偷懒而在客观上造成的不尊重昌耀的事实，而是十一年来我们关于“诗人之死”的说法已变为陈词滥调的社论或公用的悼词。这样的悼词，这样的陈词滥调我在后来也见过不少，但与我所料有所不同的是历史终于没有在这件事上重演，神话终于没有再度发生。
从海子到昌耀，同样发生在残忍三月的诗人自杀事件，中间相隔了十一年，我终于看到了那诞生于诗歌界的死亡神话到了它终结的一刻。十一年间，我们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诗歌时代。假若有人心有不干的话，那么如此一个诗人自杀的事件还要构成神话——我要说它也将同时沦为笑话。在网上发布《死亡日记》的晚期癌症患者陆幼青，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面对日益逼进的死神所表现出的充满人性的智慧，使坐在电视机里借题发挥的当代作家毕淑敏、林清玄显得境界低下，他也一定会使死亡神话中的那些露出鬼话连篇的原形——这绝非臆测，我几乎就已经看到了一个个普通网民针对此事的精彩发言。可悲吗？在十一年前乃至上一个诗歌时代，绝大部分中国诗人及其诗爱者面对死亡和人生所拥有的觉悟与智商普遍低于今天的一个普通网民——不带贬意的说法是：网虫。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的现代诗歌由此走入一个黑暗而蒙昧的时代并不奇怪。
就像我们在陆幼青的《死亡日记》中读到了大量真实有力的细节一样，我在多篇文章中也读到了有关昌耀的细节，浙江诗人叶坪的文章写到他专程去西宁看望昌耀的情景：躺在病塌上的昌耀先生拼尽全力只对他说出了几个字：“叶坪，我很痛苦！”——读到此我感到震撼！为什么一个诗人说出这样平常而人性的话时我会感到一种莫大的震撼？
一个时代终于死在了它赖以诞生的环节上，自“盘峰论争”开启的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阳光一览无余地照耀着这个中心神话肥皂泡般的破灭，在中国新诗万象更新的一年，死亡终于没有再度成为神话而仅仅只是一个事件。
沈浩波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不免暗自乐了：其面部特征怎么竟与当年那匹刘黑马酷肖？怎么会这样？不是谁在搞笑吧？那是1999年年初，其时他已经发表了针对《岁月的遗照》的《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历史不该忘记的是：那正是“盘峰论争”前奏序曲的第一声鼓音。伟大的“盘峰论争”最终是由一位中文系的大四男生敲响了它的定音鼓，这真是意味深长。反过来，由这场论争引发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也催化了这位青年的成长。
这一年的7月，他发表了《对于中国诗歌新的增长点的确立》一文，对90年代的新诗成果做了最具发现性的总结和极具个人化的表述，在我看来，这是该年度有关中国新诗的最佳论文。8月，他与朵渔、南人、巫昂、尹丽川、李红旗等青年诗人筹划多时的《下半身》创刊，“下半身”诗歌团体宣告成立，这个团体几乎吸纳了目前“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群”中所有具有先锋倾向的优秀分子：盛兴、朱剑、马非等，《下半身》的创刊构成了该年诗界最为热闹的话题和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他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是一篇颇为有力的宣言，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人私创禁区的中国新诗的身体写作由此形成理论和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原则。也是在8月，在诗人吕叶策划于南岳衡山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上，他语惊四座的发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由“盘峰论争”以来在“民间诗人”那里形成的一种“一致对外”（对付“知识分子”及其拥趸）的批评模式（这导致了另一种庸俗）被他率先打破，他“枪口内转”逐一“点射”了“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从于坚、韩东到杨黎、何小竹，从徐江、侯马到朱文、杨键，几乎一个都没放过。在场有俗人称之为“作秀大师的表演”，也许我比这等俗人更加了解他每逢场合的作秀欲，但我没有看到有人对他“射”不到“点”的有力反驳。在我看来，他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触及了这些诗人在十年二十年的写作中存留在根子上的问题——那也正是中国新诗在发展中一直存在的深层问题。在“民间诗人”内部力倡的“性感批评”，也被他演绎得极其到位。我作为一名现场的目击证人，看到作为他师兄和朋友的徐江、宋晓贤的脸红了，我感到一种健康的批评空气正在升腾，长期笼罩在诗歌批评界的某种庸俗之风正在被年轻一代改变。何小竹称沈浩波为“阳光少年”，我以为他恰恰不那么“阳光”而且身藏大恶。
很早就听人在酒桌上说：小沈（抑或浩波）是个“人物”。这一年，对广泛的中国诗歌界来说，他真成了一个“人物”——毫无疑问，沈浩波是该年度中国诗坛真正的“风云人物”。从技术上讲，他的名字能够成为我这篇文字的一个词条，是因为他是该年度的“最佳批评家”，但我更加看重他作为“人物”的价值并试图为“人物”正名：对“朦胧诗”而言，谢冕先生仅仅是一个批评家和代言人吗？对“第三代诗歌运动”而言，徐敬亚似乎更多体现的也是一个“人物”的价值。已经十四年不出这样的“人物”了。历史的经验表明：当这样的“人物”出现时，中国的新诗就会在热闹之下悄然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是剃一光头时年24岁的“跳梁小丑”沈浩波。
杨黎
几年前，我读到过一篇于坚写杨黎的文章，其中谈到在80年代他和林莽到成都初见杨黎时杨黎带他们去吃花生猪脚的情景。这个情景令我对想象中的杨黎充满好感。当然，此前是杨黎的诗，是《冷风景》，是《旅途之一》，是《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成都的某条街上，杨黎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边咬着一个很大的肉包子，一边问我和于坚：“吃了没有？”杨黎的确是我所见过的诗人中最没有“诗人风度”的一个，对此我欣赏之至。
在此，杨黎的名字是作为本年度“最佳诗人”而成为我的词条，当这个事实被我自己确认时我首先是小吃一惊：如果我们说的是近二十年来的总体成就我也不会吃惊，但我们说的是这一年的作品。一个沈浩波们眼里的“老家伙”？一个在许多人士至今依旧的印象中的一个不在场者？而本来这一切的确认该是多么简单，仅仅是杨黎的长诗《打炮》是我在这一年中读到的“最佳诗歌”。
“在高高的红桃A之上/是另一张高高的红桃A/在红桃A和红桃A之间，整个世界/正静静地等候着：公元1980年8月3日夜/下着毛毛细雨，有点风/我打响了我生命中的第一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龟头泛着微微的红光。”杨黎的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杨黎的风度是语言的风度。当我再度身临杨黎神秘的语言世界中时，依旧是当年我读《冷风景》的感觉，我是口感好极了！一个语言天才唤醒的正是你的口感。而对汉语诗人来说，一切似乎更是如此：一流的诗人是用嘴来读的，因为你读到了声音；二流的诗人是用眼来看的，因为你读到了词语；三流的诗人是用脑瓜分析的，因为你读到了文化。遥想当年，“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涌现了多少天才如今已风流云散，似乎越天才就越脆弱，越文化就越能够坚持，可是最富奇迹性的天才杨黎却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就成为最好的一个。读其新作，你没有感觉到多少进步，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天才诗人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生一个状态，却能让你在每一次的阅读中重获惊喜，这与文人对于写作的那套设计迥异。也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杨黎的诗歌是最接近第三代诗人“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语）的纯诗理想的，但在中国的诗歌批评界（用文化武装起来的？）却被视为分支与末流。
不光是当年站在先锋的后排后来借“历史强行进入”悚身一摇的“知识分子”，于坚、韩东、翟永明后来的写作也在走向书斋的方向中变得非常文人化了，要么文化，要么死亡，这真是当初第三代诗人的生死抉择吗？在江湖的传言中最为流氓和最没文化的杨黎成为最后的坚守者，也就成为最好的一个，艺术之神不开玩笑，她有时候会和那些动了文化野心的家伙们开开玩笑。在“大师”的背景下，杨黎就是要把天才之路走到底。
“我永远都在找打炮的地方/生命的每一天/都被描写在炮台上而不可改变。/比如有时的欢乐/有时的痛苦。/比如我放下我的东西/我又拿起我的东西……”我知道仅仅因为《打炮》这名字，仅仅因为它无法在《大家》这样的刊物上流通（谁说官刊与民刊已经难以分辨了）而被它的主要读者群——中国的批评家们所读到，《打炮》就无法成为《0档案》那样的当代名篇，但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更能够代表第三代人诗歌理想、先锋精神和语言成果的一部个人化的“史诗”。
北岛
10月12日晚，我去我所任教的学院参加一项极其无聊的活动，很晚才回到家中，家人告诉我这天晚上家里来了二十几个电话，每个电话都是为了告诉我诺贝尔奖的评选结果。我即刻向其中的三位诗人朋友打了电话，消息确实，电话里的人个个都那么愤怒，我好言相劝了很久，似乎也难以平息。说了那么多的神圣理由，我几乎听不明白他们都在愤怒什么？在给沈奇的电话中了解到他的消息来源是台湾诗人大荒，大荒在电话中对沈奇说的一句话是：“为同胞而高兴！”——这是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听到的一种最为健康的态度，也正是我对此事的态度。
现在回想一下，我在听到这个结果的瞬间，确实也为某位同行惋惜，当时我怔怔地想：今晚他一定非常难过。那个人不用猜你也会知道，他就是诗人北岛。依照历史经验，他这一次的擦肩而过极可能是永久性的，对他个人来说如此，同时也掠去了整整一代人……现在我明白了那些人的愤怒，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位同行，他们是为自己——为自己幻觉中的一种可能性的骤然丢失——为自己因这位同行的成功模式而激起的诺贝尔之梦，眼见到了破灭的时候。用句俗话说：发现没戏了！
因创办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文学民刊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空气下变成了特殊身份，因这一身份的特殊性而引起汉学家们对其作品（我不否认其作品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最好的，但这绝非事情的根由）的特殊关注，从此步入国际文坛而成知名人士，频获诺贝尔奖提名——这样的成功模式是可以借鉴的吗？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可以重复的吗？这就是中国诗人“与国际接轨”经典范式吗？多年来我看到过一些机关算尽的行动者，结果是累身；我也看到了一些躺在家中的梦想家，结果是累心，现在应该是到了彻底根除这种种劳累的时候了。
因为北岛，中国的诗人构成了诺贝尔狂想症的高危发病区，因为北岛，中国的诗人以为有一条进军国际文坛的既成道路，因为北岛，中国的诗人在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压迫中获得了一种来自高处（外面）的幻觉中的慰籍，现在是梦破时分的午夜。具科学的说法：这才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冥冥中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都要在钟声响起之前被解决掉，如你所见：死亡神话终结于昌耀，诺贝尔神话终结于北岛。
北岛，这一年里最大的失意者，但愿他从此得以解脱，二十年来他的诗歌从红罂粟蜕变为塑料花，这才是他自身最大的危机，文学的理想大概永远只能是最初的理想，写作的意义也只能保留在写作本身。中国新诗的未来和希望永远不在“诺贝尔体系”和“汉学家圈子”的价值标准中。
但愿从此获得解脱的不只是北岛一人。但愿“本土化写作”不再成为心系彼岸者暂时告慰自己和欺骗世人的一句空话。
新世代
朱文在拍电影，据说是要把编、导、演集于一身；侯马在学外语，是为了把公派出国的一个名额拿到手；秦巴子正被一个“大耗子”（a
big house）折磨得长吁短叹苦不堪言；徐江则早已习惯了用宣言一般的“我得挣钱啊”来搪塞朋友对其随笔丰产诗歌薄产的提醒……仅仅是在去年，在“盘峰论争”之后的大半年内，“新世代”还是以诗坛生力军的面貌存在的。而在这一年里，他们却迅速给人以“一夜中年”的印象，难道反对“中年写作”的结果就是自己的“一夜中年”吗？“盘峰论争”真像是催化剂，它催化了以“下半身”为代表的“70后诗人群”的成长，也让新世代忽然变老。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最初的问题。
“新世代”的主体大都出生在60年代中后期，并在西方文化思潮高度冲击的80年代中后期完成大学教育，在80年代后期或9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写作，可以这样说：这是中国二十年来受过最好教育的一代人，但“最好教育”对于诗歌又意味着什么？徐江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他的写作和当时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没关系，和本土发生的“现代诗潮”没有关系，他是直接受到西方大师和经典作品的影响而开始写作的。不去管徐江说这话时的得意洋洋（事实上他确实这样），他的这番话对于这代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写作不是站在本土先锋诗歌的成果之上，而是经院教育和经典教育的结果。这是靠修养（教育的结果）写诗的一代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其“文学理想”而奋斗的一代人，温和、柔软而缺乏冲动与怪癖的一代人，在诗歌内部缺乏高远的心志惧怕冒险不敢把自己豁出去的一代人，依仗修养也使他们在“海子神话”所带来的迷惘与徘徊中并没有完全丧失辫识力而最终走向腐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写作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无害的，没有天然的对抗性，缺乏直接有效的打击力，在精神和趣味上还有许多同质的地方。这代人是在90年代这个整体上相对平庸的时期，因比“知识分子”健康和人性而显示出价值和必要性的，他们先天缺乏面对整个中国新诗发展建设的先锋胆识，也就无法占据本应属于他们的历史高地。
所以，徐江才要和他认为的“买办主义诗人”争当“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不断用经典的标准去抵消本土诗歌的先锋成果和年轻人的新作品（这对自身的写作有何益处？）；侯马在一针见血地指出杨键作品“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对自己却自恋有加，爱抚不已，对三陪小姐的那点怜香惜玉的小情绪真就是对人类的大悲悯吗？别把胸膛里的那块软肉当成一种人文的自信。悲悯者侯马、悲悯者徐江、悲悯者杨键、悲悯者宋晓贤、悲悯者朱文，悲悯者黎明鹏，这代人中怎么出了那么多悲天悯人的大善人呢？以善良的名义暧昧着，以经典的名义温吞着，把小性情当作大理想，把小趣味当作大艺术。当“悲悯”一词被诗人自己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据此判断那已是反“平民主义”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秦巴子的写作似乎成了“我一辈子的奋斗就是要在写作中取消个人遮蔽自己”，而被秦巴子指为“诗坛误会”的余怒，要把自己赖以成名的瞬间灵感经验变为一种写作理论（以理工科毕业生的理论素质和眼光）在年轻人中加以推广，他的那种拾非非理论牙慧的“拒绝表意”的说法只能证明他将永远只是一个不具有大文化背景与气象的字词实验者……
如今在年轻一代诗人中泛滥成灾的“牛B”一词（沈浩波“我要在通往牛B的路上一路狂奔”堪称这一年的“最臭诗句”），在我的感觉中正是由侯马传授给沈浩波开始的。我知道在侯马那里，这个词跟人在世俗上的成功同义，侯马们也正是将诗歌上的成功视为人生世俗成功的组成部分，我以为在中国和中国的诗歌界，“成功”一直是一个很脏的词儿。既然你喜欢牛B，为什么不直接去追求一种真正牛B的艺术形式和人生状态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会提到那些：电影、出国、房子、钱。
在这一年里，我看到表现优异的“新世代”都是一些偏移者：写诗好玩的性情主义者贾薇、啤酒和写诗同等重要的性情主义者阿坚、懒鬼和隐士集于一身的性情主义者唐欣，曾有过十年隐居林场经历的性情主义者岩鹰，总是对自己充满怀疑的性情主义者张志，有此五人的表现使得“新世代”并未像沈浩波们急切盼望的那么平庸。但这代人总体上早已存在的问题却使一种危机无法避免地提前降临了，在失去历史的高地之后，谁能以个人的身份从90年代的泥坑里跳出来？
下半身
随着《上海宝贝》和《糖》在市场上的走热，随着韩东在《芙蓉》上策划的《重塑“70后”》在文学界影响日隆，中国大地上出生在70年代以后的诗人获得了一个大启示，就是要在诗歌界打出“70后”的大旗——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给中国的诗歌带来了空前的耻辱，此前何曾有过诗歌界向小说界讨概念的事？此前一直都是这种模式的：在诗人翟永明、唐亚平的“女性诗歌”出现十年之后才会在小说界出现林白和陈染（有趣的是她们还都是前诗人）的“女性小说”。更何况他们这是在拿商业品牌当旗号。
沈浩波的头脑表现在他很快有了摆脱这种庸俗的愿望和意识，停掉具有“70后”统一阵线色彩的《朋友们》而创《下半身》，从“身体写作”的观念出发进而提出“下半身”做法绝对是智慧，来自朵渔。据说于坚近日在写《诗言体》，这种迁就陈腐的理论话语的说法明显是太老一辈了，太文化策略了，有一种不在现场的隔。既往本土写作中具有“身体写作”质地和意义的作品成为了他们的资源，“70后”中的优秀分子迅速集结并且认同了这种写作的方向。但是理论旗帜飘扬的高地和未来用作品垒起的山峰毕竟是两码事，目前他们只是在理论（准确点说是在想法和说法）上实现了与二十年来本土先锋诗歌发展序列的一次链接。
宣言开篇，理论先行，以流派和集团的面目出现，总是要不断地受到这样的拷问（像非非当年）：你们说得很好，你们说的那一套你们做到了吗？他们必须不断地接受这样的拷问并对自己回答。我在这一年里所看到的事实是：“下半身”最富天才性的两位诗人盛兴和朱剑都是这种理论指导的偏移者，盛兴的作品明显带有“新世代”的人文情怀和打磨语言的印记，显得有点老气；我眼中的“年度最佳新人”——朱剑的犀利更多表现在沈浩波认为“过时的”反文化层面，而且有点气短——作品与理论并不相符，也正是流派在初级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一年里，朵渔和巫昂获得了个人的成熟，这仅仅是方向明确后的结果吗？我同时也更多看到的是两年来的积淀在内部发生的作用。马非证明的也是时间的力量，从方向上说马非在8年前就已经“下半身”了，“一个年轻的老江湖”，当这抹沧桑出现在他诗中的时候，就是别样的魅力。李红旗真正写得好的反而不是展览公狗母狗的乡间野事，而是一些十分内敛的东西。而最具方向性并且干劲冲天的南人、沈浩波、李师江、阿斐也是目前最无法令人满意的，对他们来说，诗来得太容易了也太简单，网上可怕的“每日一贴”，“先锋”岂能浅陋为一条文化观念的传送带？“口语”岂能堕落为大舌头搅拌着哈拉子？“身体”哪能简单到性冲动和黄段子似的性趣盎然？有一点个人的角度好不好？有一点个人的发现好不好？有一点个人的秘密好不好？在“身体写作”中取消个人与人性以群体口淫的无效狂欢而导致中国诗歌的身体神话与身体乌托邦，现在就应该警惕。最后我要说到尹丽川，她是本年度中国诗坛最亮的一抹新意，在小城镇气氛过于浓郁的“下半身”和整个“70后”中如此，对上两代优秀女诗人如王小妮、翟永明、唐亚平、贾薇者亦是如此，她的诗写得聪明、自由、轻灵，充满着继续向前的诸多可能性——现在我只能谈到可能性，如果现在我就把她说成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或“里程碑”的话，那我就不是以一个诗人而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在说话了。正经的表达是：她缺少时间。
整个“下半身”现在共同面临的也是时间问题，他们意识到了年轻意味着更多的热血、冲动和激情，并且为此而沾沾自喜，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年轻也同样意味着他们的写作需要经历更多的时间？不要相信“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于写作的意义，不要拼命营造一种大跃进和放卫星的气氛进而以诗歌攻尖小组自居，不用对所谓“老家伙”万般挑剔的同时对自己的小团体实行庸俗的“新人保护主义”——这是对沈浩波的话，从去年的“师兄保护主义”到今年的“新人保护主义”是必然的要长在“北师大诗歌”和“下半身”这两块肉上的两个瘤子吗？你如果真能做到对自己残忍的话就尽早割了它，一个也别留。
非非
我以为这是像谜一样有意思的历史，周伦佑当年是怎么发现的这批人并把他们纠合在一起的？韩东组创《他们》时是分别给于坚、吕德安等人写信，在信中称这些人为“一流的作者”，其实是在点将。《非非》的形成却不是点将点出来的，而且不是跨省的集合，仅仅是一伙在当时毫无名气（除了周伦佑）热爱写诗的四川青年能够玩在一起，于是便有了《非非》。
如今，尤其是在这一年里，“非非”越发地像一块见证中国新诗近二十年历史的活化石。化石意味着岁月和沧桑，如果是活的，它就还将意味着梦想和光荣。也许只有到了这一年，我们才会在蓦然回首间不无惊异地发现，当年口号喧天旌旗招展的流派和社团也只剩下硕果仅存的这一支。
《非非》已经死去，但“非非”依然活着。如果说起初的“非非”是依仗蓝马、周伦佑极富本土原创性的理论和周伦佑作为一个“人物”的文化韬略和造势才能而先声夺人的话，那么他们长达十五年的坚持靠的又是什么？去年两度赴蓉，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些江湖传说中的“土匪流氓”时我是多么惊讶：他们朴素、自然、本色，既非满脑门子文化官司的“知识分子”，又非上蹿下跳的“行为艺术家”，他们茶馆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每一位普通的成都市民的生活水天一色，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在思维和语言方式上的卓尔不群——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诗人，是共同的存在方式使他们常在一起直到今天。当年“非非”面临的处境也和今天的“下半身”相似：即“理论与作品不符”的指责声不绝于耳。所以“非非”后来的路也值得心急火燎的“下半身”借鉴：他们是在对“非非”理论的自我消化中建树了“非非”作品的，付出的是漫长的时间和甘苦自知的历程。与此同时便是天才杨黎的巨大存在并在其中所发挥的示范作用——仅仅是靠天才的作品他就做到了这些。我不讳言地说，“非非”只有杨黎一个天才，其他人只是才子和才女，“天才”一词在我这里不像于坚那样宽泛和可以随意送人，他（她）必须是面对一群人的一个“原创之源”，杨黎正是“非非”作品的“原创之源”。
何小竹在告别《鬼城》《第马着欧的城》之后因变得“非非”而变得自在，他有一个成果斐然的90年代；吉木狼格充满克制的简约用语有着刀片般的锋利，他像是一个提示者：“非非”不光是理论上的极端主义；小安虽没有其前夫杨黎那样的天才，但她依然是天成的，像羽毛一样降落是她让汉语展现出一种少见的魅力；身为当年整体主义的一大掌门却混迹于现在“非非”的石光华一定会让“老三代”们感到不可思议，在我看来此中含义无穷，这既是对由江河、杨炼开启的“文化诗”（于坚、李震分别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前身）后来不知所终的一个来自正面的交代，也表现出了这一代诗人才有的面对自身生命面对诗歌艺术的内在真诚；王敏是新一代“非非”诗人中最为优秀的一个，在这一年里他的写作表现出了十分强劲的上升势头……“非非”在这一年里充满创作生机的整体表现，充分说明在80年代现代诗潮中兴起的最后一支诗歌流派仍然具有热力——我以为这是先锋的余热。
也许在他们看来周伦佑、蓝马的中途撤离使“非非”变得纯粹了，也许在我看来周、蓝若在，“非非”就不会是一个容易遭人欺侮和遮蔽的“非非”。但我在此所说的也只与“非非”的诗歌有关。我曾私下说过：“非非”阵中偏将如云。即使是身为头号主将的杨黎也是一个类型上的偏将，“非非”的诗歌缺乏面对文化的大灵感、大冲撞和大破坏，过于细节（有时是细碎）地进入语言结果进入的是类纯诗和语言乌托邦的境地。我也早就注意到杨黎的诗中语言的陌生化和语境和谐得让人有熟识之感是同时并存的（如果前者是极端先锋后者就是极其保守），而其他的诗人在这一点上又不敢越杨黎的雷池一步（就像《他们》后期的诗人不敢越韩东的雷池一步）。为什么在一个尖锐的语言命题上所展开的诗歌却对传统诗歌文化的打击不够大——我想不论是韩东“诗到语言为止”还是杨黎“诗从语言开始”都预示着一个“劫数”——“第三代”诗人在艺术使命上的一个大“劫数”。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起初的问题：“非非”仍然面临的是继续先锋（？）的问题。
口语
“口语”在这一年里再度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个热词，因为一场“口语热”已在广大青年诗人中再度兴起并蔓延开来。谁都知道这是“盘峰论争”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回想起来，中国新诗的上一场“口语热”是自“两报大展”始而至“海子之死”终。那么，这一次呢？
每一次“口语热”的发生总会伴随着诗坛人士的莫名惊诧，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口语”一热，这些人就惊，他们心平气和的时候，什么东西在发生？回首80年代，“朦胧诗潮”确立了“意象诗”在中国诗坛的合法地位，“两报大展”确立的是“口语诗”，但并未在根本上使之合法化，在新诗一无所有的时候，以上两代先行者实际所做的是补课和补缺的工作。以至后来，“意象”与“口语”便成为中国新诗形式上的两大基本构成，“抒情”几乎被放逐了。“口语”不热的时候，“意象”热着，他们心平气和，因为“意象”早已被确认是“美”的继而被确认是“诗”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直有一种前定的诗的语言，过去是抒情的语言，后来是意象的语言，在大多数人现时的观念里，口语天然的就不是诗的语言——陈仲义直指为“非诗的语言”。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是“意象诗”帮他们建立起了所谓“诗”的观念。于是，便有了两种对待“口语诗”的态度，一种认为只要是口语写的就不是诗（可视为保守的），一种认为口语可以经过改造为诗（可视为开明的）。从此，“口语诗”被歧视的命运和作为“意象诗”的附庸、补充、点缀的地位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所以，“口语”忽然一热，有人便会惊诧。
惊诧者直接就是无知者。我永远都会拒绝在对牛谈琴的方向上谈论口语。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回答我的问题：80年代，什么使中国的新诗在“朦胧诗”（中国意象诗）的层次上向前推进了一步？90年代，什么使在“强行进入”的“历史”中借力的“知识分子”（包括作为“神话”的海子）最终没有一统天下？今天，什么又使“70后”的青年诗人没有全方位地堕入庸俗的学院趣味而成新一代的诗歌研究生？有趣的是：在中国新诗每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饱遭歧视的口语诗都充当了指示前进的标志牌。正如抒情的语言、意象的语言会被多数人认定为诗歌的天然语言一样，来自生命的本体的口语也与打破旧有审美模式的先锋与探索有着天生的亲近。我早就说过：非口语又是什么样的语言？书面语？文化的语言？来自典籍？来自前辈“大师”？对于创造，它们是可靠的么？在理论上如此不通的东西竟丝毫引不起人的怀疑。在中国跟诗歌发生关系的人群里有几个是用脑子在想问题的？
从中国口语诗歌最早的成功实践者王小龙开始至今，这样为中国新诗不断前进的探索实验在口语诗歌的内部就从未停止过，口语诗也已经历了将口语当作一种写作策略的前口语阶段，用修辞改造口语的泛口语阶段，和最具先锋意义的返回口语发生现场（身体）的后口语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出现了优秀的作品和杰出的诗人，每一个阶段都将中国的口语诗歌向着成熟与完善的方向更进一步。那些指斥口语诗为“垃圾”的人恐怕遗忘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任何一种写作（自然也包括“意象诗”）所拥有的仿写者其实都是不堪入目的“垃圾”，优秀的诗人都是坐在垃圾山上的写作者，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向我证明他们的眼光和智力仅仅意味着——散落在外的垃圾是垃圾（所谓“口语”）而装在袋子里（所谓“意象”）就不是垃圾而是袋子呢？
“口语”一热，就有名堂。发生在这一年里中国诗坛的“口语热”是中国新诗自“盘峰论争”以后其精神核心重返先锋所激起的一个最外化的现象——所以，所有有关口语的话题都必须在洞见这个秘密的基础上展开才值得一听。在这一年里，因“口语热”引发的各种文章中大概只有沈奇的一篇《“说诗话”与“说人话”》是善意的，出自一种建设性的考虑，并能够抓住现场存在的问题，他对置身“口语热”中的青年诗人所提出的忠告在局部上看也是有价值的，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语言观并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口语的认识与目前口语诗人的创作实践相比已经明显滞后与落伍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沈奇那里，在陈仲义那里，所表现出的已经是中国专业诗评家对于口语认识的最高水平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评论家就曾公开讲：不是他们不想发言而是他们对口语诗能够说出的话很少。另一位“知识分子”的评论家曾当面对我说：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写写理论文章呢？这牵扯到一个诗人该如何发言的问题——该不该用理论的形式发言以及口语诗能不能像意象诗那样形成公共的写作原则的问题。所以，面对中国的诗歌批评界我总有一丝不可告人的淫笑挂在嘴角：若干年前我发明了针对某些口语诗的评价语：“口水”。现在他们全学会了，可现在我说：以返回现场（身体）为追求的口语诗（后口语）需要伴随一点“口水”，因为要让语言保持现场发生时的湿度。他们又听不懂了（消化此话还需要十年？），我太知道我此话中的理论含金量，但他们以为理论的东西就是“艺术宪章”和“学院八股”，我就只好沉默。不要跟我谈什么学术界，一个诗人还要为这部分读者（所谓“学者”）的阅读效果操心负责的话，和考虑大众读者是一样的堕落！在此一点上我很不欣赏于坚“混世魔王”的玩法，他在骨子里那么喜欢“理解万岁”的同时失去的是什么？身体中那正在下坠的东西又是什么？
说白了吧：“口语”绝不意味着一切，它只是拥有着更多原创的可能。
网
北岛著名的一字诗《生活》:“网”。这首诗在今天的语境里已不再是象征或比喻，“网”确实已成为我们的生活——自然，我在此所说的是网络。诗歌与诗人都不可避免地身处在这“网络时代”中，诗歌网站的出现应该更早，但忽然热起来也是这一年的事。《诗江湖》《灵石岛》《诗生活》《锋刃》《甜卡车》《指点江山》《扬子鳄》《中国大学生诗歌论坛》……就像在80年代中期继《今天》之后一夜之间席卷诗坛的那些民间诗刊一样，上述十余家诗歌网站在今年之内迅速成为中国诗歌一个新的文化构成，与此同时也成为一部分中国诗人新的生活构成。
“遮蔽”是“盘峰论争”中的一个热词，那是多少被极力想扮成“受害者”形象的“民间诗人”们夸大了的词，它真正所指的是在舆论评价和诗史记录中不顾客观事实别有用心地厚此薄彼。在今天要想完全“遮蔽”一个诗人变得不容易了，这是我在诗歌网站兴起之后的一个感叹，起码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真是优秀的话，他的口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诗人中建立起来并吸引传统媒体的关注。考虑到中国新诗在近二十年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过于基本的生存问题，诗歌网站的兴起便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哪怕垃圾遍地，哪怕是砂里淘金，起码它让每一个写作者拥有了自由发表（编辑被消灭了）的最后可能——所以，也许从单纯的作品上说是但我永远不会用“垃圾”一词去指斥网上的诗歌——它们的意义在作品之外。
诗歌网站上真正的垃圾是那些打着“论坛”旗号的聊天——遗憾的是这才是目前网上的活力构成。什么叫网上的“诗歌论坛”？即以诗的名义调情，男人和女人调情，假女人和男人调情，男人和男人调情，间或聊诗——所谓“聊诗”也就是一大帮小男人婆婆妈妈地聊一些诗人间的家长里短，是非曲直，把那“聊天室”当成了长舌妇占领的街道。按理说那么急切地参与聊天的人是因为带着太多的问题，而在网上我看到的这些家伙恰恰是最没有问题的人，所以只好调情。我在注意到几乎所有严肃的诗人都不介入这种庸俗的聊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沈浩波们的疯狂投入——难道这就是“70后”比前代诗人更有时代感的一种显示？沈好波（沈浩波）在网上的“小酷哥”形象是连环画水平的（连正宗的卡通都算不上），也许更像一个小知识分子——诗歌扫盲班里那个喜欢帮助差生的好班长；酷爱调情的剁鱼（朵渔）让我怀疑是在某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压抑，那就赶紧在生活里就地解决吧，你蹲在电脑面前费什么话呀！当所有的小男人都急着要和尹白兔（尹丽川）“调一把”而她又无力自拔的时候，我知道她的写作随时都可能完蛋，我有一种未加证实的直觉，说起来一点都不好笑：那就是因为什么（只可意会却无法言传的原因）让尹丽川的写作所背负的压力比王安亿都大？当网络成为他们生活的部分并得以展示他们部分的生命，我要说很遗憾：他们的两种部分都没有赢得我起码的尊重。没有秘密的诗人，我看不起。
被捕获的鱼，一身网眼地被拖上岸——就是这一代诗人吗？愿意听闻：“我不相信！”是放任自流地满足于“诗歌网虫”的生活方式，还是让网络的特点不仅仅与传播发生关系而成为创造的契机？这也是年轻一代生死抉择的问题。网络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创造空间而不是不甘寂寞寻求慰籍的庇护所——如果是后一种的话，它恰恰重复的是文化过热的80年代那种诗歌江湖式的陈旧生活（什么“蹭饭泡妞都在一块”），在网上以意淫的方式重复。目前“诗歌网站”的建设也是相当初级的，用聊天取代一切是其主流趋势，真正的扎扎实实的工作没有人做，“斑竹”们都在想着以怎样的捷径来吸引人气。所以，人气最旺的网站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垃圾站，比如《诗江湖》（斑竹：南人）。风平浪静的《灵石岛》（斑竹：灵石）则是我眼中的该年“最佳网站”，我看到严肃的工作正在默默地进行，我因此而对“诗歌网站”在中国新诗未来发展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开始抱有信心。
于坚
于坚这名字（这在去年的论争中被攻击性提及最多的名字）最终还是成为我今年的词条，不是因为他照大师模样（围棋盘上的“宇宙流”？）操作的诗，也不是因为他创见虽有但也漏洞百出的理论。他的名字之所以成为这一年中国新诗的关键词仅仅因为他曾说过如下这番话：
“中国新诗的前卫部分在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体、精神和尊严，它不再是意识形态、知识的外延部分，不再是无休无止的学生。诗就是诗，创造、独立、清晰、光明。面对这个世界对强权意识的普遍谄媚，它发出了决不媚俗的、来自汉语、来自中国大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和心灵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出现了，这声音使‘拿来主义’的二十世纪新诗没有可怜地只是以‘博士论文’结束。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当代诗歌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雅迷’，那么多诗歌教授、知识分子、左派和新潮的批评家、年轻诗人众口一词。携手讨伐‘民间’。而对乌托邦的‘比你较为神圣’的、强调形而上、精神性、倾向性、思想路线和‘理想主义’，蔑视存在和身体的‘知识’，从过去到今天都趋之若骛？
“诗歌在民间，诗人们不过是在强调常识和在场，但似乎已经成了必须捍卫的旗帜。我不会去捍卫这面旗帜，我捍卫的仅仅是诗歌。民间，其实是中国最孤独的地方。1970年，我在时代的动荡中，从民间开始学习和写作诗歌，我深知这种孤独。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
好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在这一年里于坚的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之鼓掌，那么我孤独的掌声证明的是我听觉的质量。如果这“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诗人中只有于坚一人，那么我就早已成为另外的一个人，有点可悲意味的证明是：在这个世纪末不是用头脑的思考而是用全付身心去经历这最近的一段诗歌史并敢大声说出蕴藏其中的真情实感的也就两个人。当有人了解到海外的汉学界把“盘峰论争”中“民间立场”的一方指控为“民族主义”的时候，竟在《中国新诗年鉴》的编委会内部，在某些“民间立场”的诗人那里引发出小小的不安，就算这是半吊子汉学家们的误读，误读了也就误读了——将中国诗人中的自由主义者误读为“民族主义”已经让我获得了智力上的优越感，我不知那些人在不安什么？你对你莫名其妙的不安就那么心安理得么？你对那来自海外汉学界的口吃性评价就那么在乎吗？对此我嗤之以鼻！那套已沦为“国际公理”的价值体系在我看来早已形同垃圾——它和我可怜巴巴地拿到的一个文学学士的过程有关，和我用我伟大的母语——汉语所进行的写作又有什么关系？
“秘密的”，不敢声张的，“民族主义”，被迫的。考虑到于坚还是一个愿与理论为伍并对宣言有瘾的诗人，我相信他所说的“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拿来”的词，最近他在口头上提出的“母语主义”才是一个精确的表达。这便是我所认为的“被迫的”。我们真实的处境是：作为母语的汉语并不因为其它语种的存在而存在，也并不因为其它语种的渺小而伟大、丑陋而美丽，它是惟一的，是我们被迫接受的语言全部的现实和依据。今天所有的中国诗人都不敢承认这样的现实：所有其它语种的“大师”在汉语中都是二流以下的，我们也根本无法通过汉语去认识他们——我们的认识只能到课堂上的讲义为止。汉语中的西方“大师”都是面容可疑的人，属于知识不属于诗歌。对我而言，母语中的诗人才是真实的诗人，以母语原创的诗歌也才是真实的诗歌，只有母语才能给予我们关于语言的全部奥秘与心得，并使中国人的心灵和身体得以自由表现，世界上最好的诗歌只能是汉语所写，人类中最好的诗人也只能是我的同胞。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出于对母语的感情和守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付出好了；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出于对“母语主义”的误读那就误读好了，除非是我们的诗人卑贱到了一定要认为我们的母语也是二流的——也许有二流的文化（依照文明的标准）但永远没有二流的语言，“汉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以及“我伟大的母语”对我来说仅仅意味着它是惟一的、全部的。
这和古汉语之于诗歌上的光荣无关，也与祖先带来的虚妄的信心无关，于坚在去年和前年都曾说过世界诗歌的标准在中国的唐朝就已确立以及《诗品》是鉴赏诗歌的标准之类的“屁话”（沈浩波语），我理解这是老于把什么样的经验都想往建立理论体系上图谋（这代人或文人的毛病）而造成的捉襟见肘。但愿今年以至今后的老于能够回到他的“母语主义”并且到此为止。二十年来，所有产生于诗歌界的理论和思想或有此两方面含金量的东西都是来自诗人的只言片语而非理论家的洋洋万言，这一年里是老于的这一句话——它不一定就是思想，但它是思想发生的契机——老于有这本事。毕竟他是目前中国诗人中少有的有能力跟思想做把爱的人。
年鉴
中国诗坛两年来的“年选热”（包括更大范围的“选本热”）起自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版）。之后，唐晓渡主编的《1998现代汉诗年鉴》（中国文联版）、臧棣编选的《1998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版）、诗刊社编选的《1999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漓江版）、何小竹主编的《1999中国诗年选》（陕西师大版）、树才编选的《1999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版）、杨克主编的《1999中国新诗年鉴》（广州版）相继问世。在上述几家选本中，杨克《年鉴》因为引发“盘峰论争”这样的诗歌事件、在图书市场上所占的较大份额、较为完备的年鉴体例所带来的极富动感的中国新诗的生态环境展示，而在诗坛内外影响最大。
据江湖传闻说，我是被何小竹的《年选》编委会“开除”之后而“投奔”杨克的《年鉴》编委会的。事实是我应邀加入后者在前，所谓“开除”在后。因为没有一个人不能同时加入两个编委会的预先规定，我也就没有获得在两个编委会之间“非此即彼”的进行选择的机会。但一定要把这一进一出之间的关系强行建立的话，我也能够找到内心真实的依据。在对待“盘峰论争”的认识程度上，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即一本诗选需不需要包装和该怎样包装上，在当前的形势下要不要提出“反对伪民间”的问题上，我与韩东、杨黎、何小竹等《年选》诸编委确实存在着一定分歧（这肯定与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和诗人间在艺术上的相互信任无关）。
在此我也不讳言地说，正是在上述几个基本点上我倾向于杨克《年鉴》目前的立场、做法与风格，在介入《年鉴》具体工作之后，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个编委会内部民主宽松的气氛，讲究科学的办事原则，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不是不要性情而是将性情保持在理性可以控制的范畴内，据此我对这本《年鉴》的未来充满期待。一本一出世就在中国的新诗史制造了一场诗歌事件的《年鉴》可谓“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它惹人艳羡的成果取得来自于对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洞察力和勇于面对的作为，今天当这最初的一步被走过来的时候我也确实感觉到了来自于它内部的迷茫空虚，一种危机在瞬间来到——
当革命的热情随着人们对那次事件的复归平淡而渐渐消散，当市场上空升起的彩虹并没有当初想象中的那么悦目，什么将是继续前行的目标？做一本面向诗歌界的权威选本听起来是多么朴素的一个想法，做起来却暗含着多少足以致命的因素——如果对权威性的博取不是靠扎扎实实的编选工作，而是另有所图心有旁顾，那么这本生逢其时的《年鉴》也将随它最初使命的完成而死得其所，就算活着也是行尸走肉！编委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在《年鉴》出现的很多年前就曾有过一本“权威性”的年选——就是那本由杨匡汉长期编选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很多年的《XXXX年诗选》，什么“权威性”？当诗坛只有这一本年选的时候，它就是“权威”，这本在推助诗人推进新诗发展上毫无建树可言的年选就这么“权威”了很多年。《年鉴》现在对“权威性”的追逐就是为了达到“彼可取而代之”的目的吗？反对“权威”就是为了最终成为“权威”，反对“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最终成为“知识分子”，反对“庞然大物”就是为了最终成为“庞然大物”，反对“与国际接轨”就是为了最终与国际接上那个轨，这是中国的文化史中反复上演的老剧目，也是革命革到后来的老把戏了——用今日青年的话说：“实在是没创意！”就不可能来点儿别的吗？新鲜点儿的？对我个人来说，在写作并且挣扎了十多年后，呈现在我眼前明晃晃的道路只剩两条：老老实实地写一辈子诗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和随心所欲地做一辈子诗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