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演变
李健吾
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和散文比较，诗的运气显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磨难。我说少壮诗人，因为第一，新诗一直没有征服旧的传统，而且恐怕还有些人降了过去(其实不足为忧)；同时第二，诗本来也就永久属于青春。我不是有意用这两个古老的名词，形式和内容，证明新诗落后。不然，正相反。站在客观而又亲切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最初新诗仅只属于传统的破坏。这里有两种倾向：第一，废除整齐的韵律，尽量采用语言自然的节奏，然而因为都是半路出家，形式上不少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模拟；第二，扩大材料选择的范围：尽量从丑恶的人生提取美丽的诗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旧日的典故词藻，因而染有传统的色彩。一句话，人是半旧不新，自然也就诗如其人。他们要解放，然而寻不见形式，只好回到过去寻觅，于是，曲、词、歌谣，甚至于白乐天的诗，都成为他们眼前的典式。
他们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然而就诗言诗，他们的功绩只有一点。最引后人注意的，就是音律的破坏。
也正是这一点，在他们是功绩，后来者有一部分(最有势力的一部分)却视为遗憾。这就是徐志摩领导的"诗刊"运动。他有旧学做根基，然而他用外国的形式为依据。他要诗回到音乐，因为诗是音乐的。从这一点来看，在接受之中，他们把前期的运动加以修正。一方面这属于反动，一方面这又继承前人，用外国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在某一意义上，这是一种思维之后的努力，不仅仅在破坏，而且希期有所建设。但是在另一意义上，这却形成颓废(不是道德上)的权势，因为实际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藏着颓废的因子。
和这一派隐隐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顾形式，变本加厉，甚于前期，图谋有所树立。这又可以分而为二：一者要力，从中国自然的语气(短简)寻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从意象的联络，企望完成诗的使命。一者是宏大(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一者要纤丽；一者是流畅，一者是晦涩；一者是热情的，一者是含蓄的；不用说，前者是郭沫若领袖的--派，后者是李金发领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不等收获就走了开(或许他失却自信心，因为他最后的诗仍是粗颓的)。李金发却太不能把握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时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层，令人感到过分浓厚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气息，而渐渐为人厌弃。于是天下廓清了，只有“诗刊”一派统治。
然而徐志摩遇难。
有位先生或许出于敌意，以为先生死得其当。因为他写不好诗了。他后来的诗歌便是明证。而坐实这证明的，就是他诗歌中情感的渐见涸竭。他太浪费。他不象另一个领袖，闻一多，那位富于克腊西克的节制。
这位先生的刻薄，一种非友谊的挖苦，我不赞同。徐氏的遇难是一种不幸，对于他自己，尤其对于诗坛，尤其对于“新月”全体。他后期的诗章与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誉为情感的渐就平衡。他已经过了那热烈的内心的激荡的时期。他渐渐在凝定，在摆脱夸张的词藻，走进(正如某先生所谓)一种克腊西克的节制。这几乎是每一个天才者必经的路程，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伟大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一时的激昂。后者是一种戟刺，然而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所以徐氏的死，对于他自己，与其看作幸勿宁视为损失，特别是对于诗坛，特别是对于"新月"整个的合作。因为实际，他的诗章若影响不小，他整个的存在却影响最大。谈到新诗，我们必须打住，悼惜一下这赤热的不幸短命的诗人。
但是宇宙的进行隐隐寓有一种自然的法度，看不见，然而感得到。因为即使徐氏不死，新诗的运动依然不免流于反动。我们说过，李金发仿佛一阵新颖，过去了，为就失味了。但是，他有一点可贵，就是意象的创造。对于好些人，特别是反对音乐成分的诗作者，意象是他们的首务。他们厌恶徐志摩之流的格式(一个人工的技巧或者拘束)；这和现代的生活杆格；他们第一个需要的是自由的表现，然而表现却不就是形式。内在的繁复要求繁复的表现，而这内在，类似梦的进行，无声，然而有色；无形，然而膘陇；不可触摸，然而可以意会；是深致，是含蓄，然而不是流放，不是一泄无余。他们所要表现的，是人生微妙的刹那，在这刹那(犹如现代欧西一派小说的趋势)里面，中外古今荟萃，空时集为一体。他们运用许多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一个，然而复杂。
和李金发具有相同的气质，然而他们属于不同的来源。一个显明的区别，是他们抓住了中国语言文字，所谓表现的工具。然而一个尤其根本的区别，是这些年轻人不在模仿，或者改译，而在创造。在这方面，我们第一个提到的诗人，应当是戴望舒。但是戴氏，不免法国象征和现代诗派有力的暗示，具有影响，然而缺乏丰富的收获。眼前最有绚烂的前途的，却是几个纯粹自食其力的青年。来日如何演进，不可预测；然而离开大众渐远，或许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止。
一个最大原因，怕是诗的不能歌唱。
然而取消歌唱，正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努力。因为，他们寻找的是纯诗Pure
poetry,歌唱的是灵魂，而不是人口。废名以为旧诗大半不是诗。这沉默的哲人，往往说出深湛的见解，可以显示一部分人对于诗的探索。他有偏见，然而即使是偏见，他也经过一番思考。然而真正的成绩，却在几个努力写作，绝不发表主张的青年。
从音律的破坏，到形式的试验，到形式的打散(不是没有形式：一种不受外在音节支配的形式，如若我可以这样解释)，在这短短的年月，足见进展的迅速。我们或许感觉中间的一个阶段太短了些(勿须悲观，因为始终不断有人在努力形式的试验)，然而一个真正的事实是：唯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醒觉者的彷徨，其后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见，便又别是一番天地。这真匪可思意，也真蔚然大观了。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对于一部分诗人，我们起首提到的形式和内容，已经不在他们的度内，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诗，“只是诗”的诗。
(1935年7月20日《大公报》“小公园”第17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