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万季埜诗问
又问：“和诗必步韵乎？”答曰：“和诗之体不一：意如答问而不同韵者，谓之和诗；同其韵而不同其字者，谓之和韵；用其韵而次第不同者，谓之用韵；依其次第者，谓之步韵。步韵最困人，如相殴而自絷手足也。盖心思为韵所束，于命意布局，最难照顾。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严沧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读尝曰：‘今人只解作韵，谁会作诗？’此言可畏。出韵必当严戒，而或谓步韵思路易行，则陷溺其心者然也。此体元、白不多，皮、陆多矣，至明人而极。”
又问：“初、盛、中、晚之界云何？”答曰：“三唐与宋、元易辨，而盛唐与明人难辨。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论其本力，尚未及许浑、薛能，而皆自以为李、杜、高、岑。故读其诗集，千人一体，虽红紫杂陈，丝竹竞响，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黄茅白苇而已。唐、明之辨，深求于命意布局寄托，则知有金矢之别；若唯论声色，则必为所惑。夫唐无二‘盛’，盛唐亦无多人；而明自弘、嘉以来，千人万人，孰非盛唐？则鼎之真赝可知矣。晚唐虽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实话，失《三百篇》之六义。元诗犹在深入处。明诗唯堪应酬之用，何足言诗？”
又曰：“下手处如何？”答曰：“姑言其浅处。如少陵《黑鹰》、曹唐《病马》，其中有人；袁凯《白燕》诗，脍炙人口，其中无人，谁不可作？画也，非诗也。空同云：‘此诗最著最下。’盖嫌其唯有丰致，全无气骨耳。安知诗中无人，则气骨丰致，同是皮毛耶？”又问：“唐人诗，尽如《黑鹰》、《病马》否？”答曰：“不能。崔鸳鸯、郑鹧鸪，皆以一诗得名，诗中绝无二人，有志者取法乎上耳。”诸君因以拙作相质。答曰：“眼见易远，下足处必近，后人何敢与古人同日语耶？”诸君相逼不已。答曰：“拙草名托物，非咏物也。如《蜂诗》云：‘利剑行空犹侠客，细腰成病似诗人。’《灯花》云：‘脂浮初夜根无托，灺落三更子不成。’《落花》云：‘来岁东皇别造蕊，不曾容汝复青枝。’其中有不佞在。无手病，有贤子，不处革运者，不得作此语也。”诸君又曰：“同朋发矢，方知中的与否，烦君亦作《白燕》诗见示。”偶尔妄言，撞此祸事，袁公必大笑于前，吾兄必大笑于今矣。
问云：“今人忽尚宋诗如何？”答曰：“为此说者，其人极负重名，而实是清秀李于鳞，无得于唐。唐诗如父母然，岂有能识父母更认他人者乎？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辈乎？但有偶然撞着者，如明道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忠厚和平，不灭义山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矣。唐人大率如此，宋诗鲜也。唐人作诗，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然宋诗亦非一种，如梅圣俞却有古诗意，陈去非得少陵实落处。不知今世学宋诗者，尊尚谁人也？子瞻、鲁直、放翁，一泻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诗矣。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其可已于世乎？”
又问云：“人谓作诗须合于《三百篇》，其说如何？
”答曰：“未卵而求时夜，耳食者之言也。尚未识唐人命意遣辞之体，而轻言《三百篇》，可乎？且《三百篇风》与《雅》、《颂》异，变与正异，宋注与汉注异，仆实寡学，不敢妄说。如少陵《玄元庙诗》，谁人做得？尚只是变雅耳。卑之无甚高论，严绝宋、元、明，而取法乎唐，亦足自立矣。如杨妃事，唐人云：‘薛王沉醉寿王醒。’宋人云：‘奉献君王一玉环。’岂直金矢之界而已哉？使其作《凯风》《小弁》，必大诟父母矣。余所见《三百篇》仅此，馀实不能测也。《苕溪渔隐》曰：‘彼时薛王之死已久。’史学善矣，不必如是责酒以饱也。宋人长于文，而诗不及唐，三体不能辨。”
又问：“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轻也。宋诗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个人。明诗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话亦活，实话亦虚，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六宫处处如秋水，不独长门玉漏长’，未见有几篇也。”
又问：“丈丈何故舍盛唐而为晚唐？”答曰：“二十岁以前，鼻息拂云，何屑作‘中’‘晚’耶？二十岁以后，稍知唐、明之真伪，见‘盛唐体’被明人弄坏，二李已不堪，学二李以为盛唐者，更自畏人，深愧前非，故舍之耳。世人谁敢夸大步？士庶不敢作卿大夫事，卿大夫不敢作公侯事。自分稷、卨自许，爱君忧国之心，未是少陵，无其心而强为其说，纵得遣辞逼肖，亦是优孟冠裳，与土偶蒙金者何异？无过奴才而已。寒士衣食不充，居室同于露处，可谓至贫且贱矣，而此身不属于人。刁家奴侯服玉食，交游卿相，然无奈其为人奴也。二李、刁家奴，学二李者又重佁矣。”又问：“学晚唐者，宁无此过？”答曰：“人于诗文，宁无乳母？脱得携抱，便成一人。二李与其徒，一生在乳母怀抱间，脚不立地，故足贱也。谁人少时无乳母耶？”
又问：“唐诗亦有直遂者，何以独咎宋人？”答曰：“世间龙蛇混杂，诚是淆讹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传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宋自永叔而后，竟以为诗道当然，谬引少陵以为据；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不可屈古人以遂非也。且唐人直遂者亦不止少陵，皆少分如是，非诗道优柔敦厚之旨亦然，唯一叹耳！”
又问：“少陵七律异于诸家处，幸示之。”答曰：“如‘剑外忽传收蓟北’等诗，全非起承转合之体，论者往往失之。于‘吹笛关山’篇，则曰次联应前首‘风’字‘月’字，三联叹美，有何关涉？不知此前六句皆兴，末二句方是赋，意只在‘故园愁’三字耳。论者谓‘蓬莱宫阙’篇，首句刺土木，次句刺祷祠，次联应首句，三联应次句。有何关涉？不知此诗全篇皆赋，前六句追述昔日之繁华，末二句悲叹今日之流落耳。更有异体如‘童稚情亲’篇，只须前半首，诗意已完，后四句以兴足之。去后四句，于义不缺；然不可以其无意而竟去之者，如画之有空纸，不可以其无树石人物而竟去之也。义山‘人生何处不离群’篇，前有后无，钱似此篇，故题曰：《杜工部蜀中离席》，乃拟此篇而作也。义山初时亦学少陵，如《有感》五言二长韵可见矣，到后来力能自立，乃别走《楚辞》一路，如《重感》七律，亦为‘甘露之变’而作，而体格迥殊也。介甫谓义山深有得于少陵，而止赞‘雪岭未归’一联，是见其炼句，而未见其炼局也。又唐人七言绝句，大抵由于起承转合之法，唯李、杜不然，亦如古风浩然长往，不可捉摸。此体最难，宋、明人学之，则如急流小棹，一瞬而过，无意味也”
又问：“严沧浪之说诗，耑贵妙悟，如何？”答曰：“作诗者于唐人无所悟入，终落宋、明死句。贵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义，从何处下手而得悟入？彼实无见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语耳。且道理之深微难明者，以事之粗浅易见者譬而显之。禅深微，诗粗浅，严氏以深微者譬粗浅，既已颠倒；而所引临济、曹、洞等语，全无本据，亦何为哉？”又告之曰：“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今人拘于宋人之说诗，而不问其与唐人违合，莫不称王称伯，狐魅后学，使尊奉己说；学之者亦尊奉一先生之言，如圣经王律，愚何人而敢为此？诸君皆智慧绝人，当自取法乎上。唐人数百家，各有能事，非鄙朽一人所能尽测也。已前所说，不过我心所见者云尔，非唐人止于此也。诸君当屏绝宋以后议论，细读唐人之诗，自必深有所得；不独王、李、钟、谭以己意判唐人者不足道，即鄙朽以唐人论唐人者，亦不足道。且人之学问，莫非以楔出楔；前去者是楔，后入者独非楔乎？唐人多有不合于汉、魏者，何况《三百篇》？‘功德天黑暗，女寸步不离’，坚守唐人之诗，犹是金屑在眼，后人之说，亦何为哉？至于羔雁应酬之用，则明人自有榘矱，可称当行作家，‘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
诸君又曰：“《三百篇》之意渺矣，请更详言之。”答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性情也。兴、赋、比、风、雅、颂，其体格也。优柔敦厚，其立言之法也。于六义中，姑置风、雅、颂而言兴、赋、比，此三义者，今之村歌俚曲，无不暗合，矫语称诗者自失之耳。如‘月子湾湾照九州’，兴也。‘逢桥须下马，有路莫登舟’，赋也。‘南山顶上一盆油’，比也。行之而不著之者也。明人多赋，兴、比则少，故论唐诗亦不中窍。如薛能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见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兴也。升庵误以为赋，谓其讥薄武侯。义山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云表露未能治病，何况神仙？托汉事以刺宪、武，比也。于鳞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吕望何等人物？胡曾诗云：‘当时未入非熊梦，几向斜阳叹白头。’非泳古人，乃自况耳。读唐诗须识活句，莫堕死句也。”
又问：“命意如何？”答曰：“诗不同于文章，皆有一定之意，显然可见。盖意从境生，熟读《新旧唐书》、《通鉴》、稗史，知其时事，知其处境，乃知其意所从生。如少陵《丽人行》，不知五杨所为，则‘丞相嗔’之意没矣。‘落日留王母’之刺太真女道士亦然。马嵬事，郑畋云：‘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与少陵‘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正同。此命意之可法者也。”
又问：“布局如何？”答曰：“古诗如古文，其布局千变万化。七律颇似八比：首联如起讲、起头，次联如中比，三联如后比，末联如束题。但八比前中后一定，诗可以错综出之，为不同耳。七绝，偏师也，或斗山上，或斗地下，非必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者也。五律气脉须从五古中来，‘初’‘盛’皆然，中唐鲜矣。明人多以七律馀材成之，是以悉不足观。五绝最易成篇，却难得好。五古须通篇无偶句，汉、魏则然，晋、宋渐有偶句，履霜坚冰，至唐人遂成律。明之选唐诗者，‘中原还逐鹿’、‘秋气集南涧’皆置古诗中，盲矣。”
问曰：“丈丈于唐诗，皆如义山《无题》之见作者意乎？”答曰：“是何言欤？安可浅视唐人也？茅塞之心，有见者，有不见者，有疑者。其见者，如韩偓《落花》云：‘眼寻片片随流去’，言昭宗之出幸也。‘恨满枝枝被雨侵’，言诸王之被杀也。‘纵得苔遮犹慰意’，望李克用、王师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汙更伤心’，恨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临阶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悲硃温之将篡弑也。明人云：不读大历以后一字。其所自作，未有命意如晚唐此诗之深远者也，可易言‘初’‘盛’哉？疑者不可枚举，止就致尧言之。如‘动天金鼓逼神州’一律，观其起句及‘杜邮’、‘凤池’，酷似李茂贞兵犯京师，天子赐宰相杜让能死，代其姬人之作，而题又绝不相近。白传挽元微之云：‘铭旌官重威仪盛，骑吹声繁卤簿长。后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阳。’此诗有似具文见意。‘具文见意’，乃杜元凯《左传序》之言，谓但纪其事，不著议论而意自见。周伯弜以王建‘五色云中驾六龙’后二首却哀惜当之。此所不同者，极其褒美，无哀惜之义，即似讥刺，然与平生交情不合故也。”
又问；“‘小犬隔花空吠影’，意何所指？”答曰：“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室，李善长子弟有窥觇者，故诗云然。李、高之得祸，皆以此也。”
又问：“施愚山所谓今人只解作韵者若何？”答曰：“每得一题，守住五字，于《韵府群玉》、《五车韵瑞》上，觅得现成韵脚子，以句辏韵，以意辏句，扭捻一上，自心自身，俱不照管，非做韵而何？陷溺之甚者，遂至本是倡作，亦觅古人诗之韵而步之，乌得不为愚山所鄙哉？古诗不对偶，不论粘，不拘长短，韵法又宽。唐律悉反之，已是束缚事。若又步韵，陶、谢、李、杜，无以措手。”
又问：“金圣叹谓唐诗必在第五句转，信乎？”答曰：“不尽然也。如曹鄴‘荻花芦叶满汀洲，一簇笙歌在水楼。金管曲长人尽醉，玉簪恩重独生愁。’于第二联流水对中转去。杜少陵律诗如古诗，难论转处，而‘童稚情亲’篇竟无后半首，何以曰第五句转乎？起承转合，唐诗之大凡耳，不可固也。”
又问曰：“丈丈极轻二李，与牧斋之论同乎？”答曰：“渠论于鳞者尽之矣，空同犹有屈处。于鳞才本薄弱，而又学问浅，见识卑；空同唯是心粗气浮，横戴少陵于额上，轻蔑一世，是可厌贱。若其匠心而出，如‘卧病一春违报主，啼莺千里伴还乡’，上句叙坐狱，得昌黎‘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造语之法；下句言人情凉薄，从《楚辞》‘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而来，岂馀人所及？以此诗情事，用不着少陵，只得匠心而出，所以优柔敦厚，深入唐人之室。若平生尽然，岂右涯量也？谢茂秦于明人中最不落节，而全集中无此深入处。观其所以教王、李诸公学唐人者，不过声色边事，见处可知。仲默才最秀，亦以见处不深，用于摹拟，入目灿然，吟泳即如嚼蜡。凤洲日出万言，不暇用心，何以能佳？中郎欲翻王、李，而力有不逮。至于钟、谭，直是兒童之见，何足言诗？”
又曰：“请将风、雅、颂，再详细言之。”答曰：“《离骚》出于变风、变雅。唐人大抵宗之，不可具述。如‘明堂圣天子，月朔朝诸侯’、‘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白首一穷鳞’、‘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盛唐人《早朝》诸篇，不可谓非《二雅》之遣音也。少陵《玄元庙诗》，极似《颂》体，而《颂》乃称道老君功德于宗庙中，此诗多讽刺，体似《颂》而意非也。今世用于宗庙中者，皆是元曲宫调，难以诗言，此义置之可也。”
又问：“《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则诗乃乐之根本也。乐既变而为元曲，则诗全不关乐事；不关乐事，何以为诗？”答曰：“古今之变难言，夫子云：‘《雅》、《颂》各得其所。’则《三百篇》莫不入于歌喉。汉人穷经，声歌、意义，分为二途。太常主声歌，经学之士主意义，即失夫子《雅颂》正乐之意。而唐人《阳关三叠》，犹未离于诗也。迨后变为小词，又变为元曲，则声歌与诗，绝不相关矣，尚可以《尚书》之意求之乎？诗在今日，但可为文人遣兴写怀之作而已。汉人五言古诗，平淡高远，而乐府则浓谲吞吐；意者乐府入歌喉，而古诗已是遣兴写怀之作也。古今事变不能穷究矣。”
问：“《焦仲卿妻》在乐府中，又与馀篇不同，何也？”答曰：“意者此篇如董解元《西厢》、今之数落《山坡羊》，乃一人弹唱之词，无可考矣。”
问：“诗唯情景，其用处何如？”答曰：“《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至晚唐有清空如话之说，而少陵如‘暂往北乡去’等，却又全不叙景。在今卑之无甚高论，但能融景入情，如少陵之‘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寄情于景，如严维之‘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哀乐之意宛然，斯尽善矣。明人于此，大不留心，所以无味。”
问：“三唐变而愈弱，其病安在？”答曰：“须在此处识得唐人好处，方脱二李陋习。《左传》一人之笔，而前则典重，后则流丽，所托者然也，岂必前高于后乎？三唐人各自作诗，各自用心，宁使体格稍落，而不肯为前人奴隶，是其好处，岂可不知，而唯举其病？杨、刘学义山而不能流动，竟成死句。欧、苏学少陵，只成一家之体，尚能自立。至于空同，唯以高声大气为少陵；于鳞，唯以皮毛鲜润为盛唐，其义本欲振起‘中’‘晚’，而不知全无自己，以病为乐也。然在今日，遂为不祧之祖，何也？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人肯用心。唐世功名富贵在诗，故唐世人用心而有变，一不自做，蹈袭前人，便为士林中滞货也。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此间有二种人：一则得意者不免应酬，误以二李之作为唐诗，便于应酬之用；一则失意者不免代笔，亦唯二李最便故耳。”
问：“六朝诗，多有本非诗人，偶然出句即绝佳者。唐人不然，何也？”答曰：“六朝体宽无粘，韵得叶用，粘缀但情真意切，得句即佳。故‘城上草’一篇，止十三字，而意味无穷。唐诗法严，非老于此工能之至者不佳也。此实唐诗难于古诗处，耳食者是古非唐耳。”
问：“古诗如何？”答曰：“以文譬之，脱尽时文，方可入古文门庭。鄙人未尝于此有苦心，焉敢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