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
莫砺锋/陶文鹏/程杰
陶文鹏（《文学遗产》编辑部）：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是继唐诗之后又一高峰，虽不能说完全可以与唐诗相媲美，但也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范，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其总体成就超过了元、明、清三代。而本世纪以来，宋诗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收获，但从整体上看，远没有唐诗研究那样声势旺盛，成果丰硕。与宋词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实际成就也多有不如。这里面一定有不少值得反思、总结的东西，今天有幸邀请到两位这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谈谈。我们是不是先回顾一下本世纪宋诗研究的大致情况。
一、宋诗研究：总结回顾
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本世纪初的宋诗研究主要是由诗坛风气而派生出来的。清末民初的“同光体”诗人大多浸染宋诗，而且主要是学习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典型“宋调”。陈三立自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其诗的兀傲勃郁之气近于黄庭坚。沈曾植是学贯古今的大学者，他那奇奥僻涩的诗风颇像宋诗中“以才学为诗”的一路。郑孝胥后来虽身败名裂，但出仕伪满前诗名甚著，诗风也近于陈散原。由于这些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名声很大，比樊增祥、易顺鼎等学中晚唐者更有影响，所以他们所推崇的宋诗也就很受重视。《围城》中的董斜川说，“唐以后的大诗人是‘陵原山谷’”，即杜少陵、王广陵、梅宛陵、李昌谷、黄山谷、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和陈散原，这份“大诗人”名单中唐代只有三位，宋代倒有五位，这虽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的话，但确能代表民初诗坛的风气。正是在这种风气中，陈衍才能在理论上为宋诗张目，他不但编选了《宋诗精华录》，而且提出了“诗有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ｙòｕ”之说，认为以“元ｙòｕ”为代表的宋诗可与盛中唐诗媲美。
程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沈曾植认为，“三元”都有外国探险家开拓殖民地、发现新大陆那样的贡献，这是对宋诗历史地位的极高评价。
陶文鹏：上面所说的情形还不限于“同光体”诗人。例如黄节身为南社社员，但论诗推崇黄山谷和陈后山。一部《蒹葭楼诗》，受陈后山影响者极多。黄节在大学主讲诗学多年，这种风气肯定会影响学术风气。
程杰：“同光体”是入清以来学宋之风的发展，属于古代文学的范畴。本世纪初期的宋诗整理也是承清代宋集编刻之势而来。李之鼎自1914年开始整理宋人别集，历时10年，完成《宋人集》甲、乙、丙、丁四编，主要编刊中小诗人的别集，达60多种，多为善本，每种还附有有关诗人的资料。《宋人集》与《全宋诗》，可以称作是本世纪宋诗的两大文献工程。一在世纪头，一在世纪尾。
陶文鹏：本世纪的宋诗研究从纵向上看也正是一个两头热、中间冷的过程。
莫砺锋：“五四”前后的白话诗也与宋诗颇有渊源。胡适说“最近几十年来，大家都爱谈论宋诗，爱学宋诗”，甚至还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他说的“宋诗运动”并非指“同光体”，而是指与“同光体”水火不相容的白话诗人。因为在故适看来，“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正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程杰：当时这样诠释传统是为文学改革服务，从谣谚、乐府民歌、词曲以及宋诗中寻求文学进化和革新的规律，为文学革命张目。
陶文鹏：关于宋诗与白话诗的关系，葛兆光写过一篇《从宋诗到白话诗》，说得很清楚。
程杰：葛兆光先生在两者间的比较贯通很有见识。大约同时苏州大学马亚中先生也有文章涉及这一点，好像出发点不同。
莫砺锋：这种思潮对学术研究也有所影响，胡适的文学史著作对宋诗评价就较高。
陶文鹏：后来朱自清写《宋五家诗钞》与此也不无关系。
莫砺锋：由写诗而派生的宋诗研究，往往只注意到几位大家。陈衍《宋诗精华录》虽然入选达130人，但大多只有一二首作品，其中选诗10首以上的只有14人，而《石遗室诗话》中论到的宋代诗人也不多。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大量的宋代诗人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程杰：就认真的研究来说，确实如此。但有一个现象也须指出来的是，我们建国后的文学史，可能是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的影响，有关宋诗的部分偏轻，涉及的诗人特少，包括我们系主持、最近出版的两卷本《宋代文学史》。例是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诗史著作，论到宋诗时还能客观地提到一些中小诗人，如1925年出版的李维《诗史》，就提到夏竦、宋祁、郭祥正、袁世弼、参寥、惠洪，宋末的方凤、方岳等。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开个名单，材料似乎也只是从《苕溪渔隐丛话》来的。三十年代有两部关于宋诗的专著，常被人们提起，一是胡云翼的《宋诗研究》，一是梁昆的《宋诗派别论》。前者有一些章节谈宋诗特征、唐宋诗风格异同，虽只是大略说说，但有些启发性。后者专门以派别立论。虽然有泛流派的倾向，流派的标准也不一致，有些名目、提法明显失当。但从流派入手，应该说抓住了宋代诗史的一个纲。宋诗宗派意识强，风格流派多，体派显得特别重要。今天讨论宋诗体派，总免不了要提到梁昆这本书。
陶文鹏：四十年代的宋诗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是很有影响的。其中有相当篇幅是论述宋诗的，比如说关于唐诗与宋诗的不同及其划分，可以说为历史上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科学的辩证的颇有说服力的总结。书中对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也作了独到的评价。还有缪钺先生的《论宋诗》，虽是单篇论文，但对唐宋诗艺术的比较，很生动，也很精辟。
莫砺锋：五六十年代，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都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极大影响，宋诗研究自不能例外。那时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著作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这当然是一本有许多卓越见解的书，但是前言里指责宋诗“把末流当作本源”，并不符合实际，也未搔着宋诗痒处。而选目中黄山谷诗只有3题5首，仅及陆游诗的九分之一、范成大诗的四分之一、刘克庄诗的二分之一。这无疑是当时那种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价值、轻艺术价值的习气所造成的。只要把钱钟书《谈艺录》中有关黄山谷的段落拿来对照一下，便可看出这一点。
陶文鹏：当时所发表的宋诗论文，总数不足200篇，其中谈陆游、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倒占了一半，所以对宋诗的研究在总体上是偏颇而肤浅的。
程杰：与《谈艺录》相比，钱先生的立场确实有很大改变，但当时仍嫌“左”得不够，事实上他的《宋诗选注》一出来就受到了批评。五六十年代，在宋诗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讨论热点，一个是关于苏轼的政治诗；一个就是钱先生这一选本。钱先生这部书，虽然有局限，个别细节上也有疏误，但还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书中以否定的立场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宋诗创作特征的基本方面。据说，王水照先生曾说《宋诗选注》要用四种眼光来读。水照先生的具体意见，我不清楚。但《宋诗选注》确实远非一个作品读本。首先是它以选见史，入选大家、名家大都有较详辟的评论，贯穿起来就是一部简明宋诗史。前言和一些重要诗人名下陆续讨论了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继承与创新、书本与创作等，集中起来不啻是一部宋诗通论。另外如文同名下谈以画喻景的写景法，苏轼名下讲比喻，曹勋名下论宋代边塞诗，刘子ｈｕī名下讨论理学家诗，范成大名下讨论田园诗，这些问题在宋诗中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予以专题探讨。打开这本书，总能感受到钱先生对宋诗全面而深入的知解把握。书中信息量这么大，并非一般的功夫。几年前我与秦寰明先生话及此书，一致感慨，就对宋人别集等文献资料阅读而言，今日治宋诗者要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是很难的。钱先生这一选本至少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30年内宋诗研究的最大收获。
莫砺锋：“文革”结束以后，宋诗研究在规模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一阶段，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论文和著作，文献的整理也很有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与唐诗、宋词相比，宋诗的研究仍是比较冷落的。我们虽然不能知道研究者的确切人数，但从发表论著的情况来看，搞宋诗的人大大少于搞唐诗的，也不如搞宋词的人多。我想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唐诗、宋词的作品数量适中，《全唐诗》5万首诗，加上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也不到6万首。凡是研究唐诗的人，大多通读过《全唐诗》，钟振振即读过6遍。但是《全宋诗》即使出齐，有几个人能够通读一遍？即使勉强通读了，恐怕也很难形成较全面的印象，因为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宋诗的大多是以几个大家为对象，很难兼顾中小诗人。这样凡是想专治一代诗歌而又不受“浅尝辄止”之讥的学者，多半会选择唐诗。因而，即使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渊博的人，也难免有掌握材料欠全的缺点。《宋诗选注》里选了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注中说明是据《瀛奎律髓》所收的5首而选的，并说这不见于《东莱诗集》，其实原诗29首俱在，题为《兵乱后自嬉杂诗》，存于宋刊本《东莱外集》。如果钱先生看到全部29首，也许选目会有所变化。二是唐诗研究的基础较好，作品的整理、诗人生平的考订，都已有较好的学术基础，现在的研究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望得更远。
程杰：搞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工作要从头做起。立论偏颇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陶文鹏：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唐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全国性的学会早已成立，年会如期举办，还有《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两种专门刊物，队伍壮大，发表阵地也多，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而研究宋诗的人则像是散兵游勇，又很难有机会“樽酒论文”，“招兵买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立一个“宋代文学学会”、“宋诗学会”，创办一份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刊？
程杰：宋诗研究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宋诗在古人那里长期遭冷遇，当代又受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双重夹击，严重地影响了学科的起步。学科建设、研究队伍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课题本身的难易倒是其次的。其实难易是相对的。唐诗意境多在虚处，宋诗则在实处。虚处要搞清、要落实就难。研究唐诗，生平考释、作品编年、知人论世就相对难一些。宋诗所谓“用人行政”、茶马市货、议论赠答、旧闻遗事一应俱在，诗人生平事迹、作品背景实证材料相对多一些。唐诗研究基础好，然盛极难继。宋诗量大，一望略无开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关键是要人力投入。而宋诗之真正引起注意，有所投入，只是近二十年的事。
莫砺锋：当然，如果不与唐诗、宋词攀比，仅在宋诗研究自身范围内考察，这二十年来的成绩还是不错的。首先是文献工作。北大编了《全宋诗》，如此浩繁的一代文献总集，将为研究者提供很多方便。川大编的《全宋文》也很有用，有关宋代诗人的资料大都可以检得。
程杰：别集的整理工作也很有成绩，朱东润先生的梅集校注、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注、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诗注、陈增杰先生的林景熙集注、傅平骧与胡问陶先生的苏舜钦集注都值得称道。可惜整理的面还不够广。不用说许多中小诗人，就是苏轼、黄庭坚、王安石这样的大家，至今我们读的仍是宋人、清人的旧注。
陶文鹏：宋人以学问为诗，像苏、王、黄这样的大家久久不见新注本，也许是因为难度较大吧。
莫砺锋：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找我整理山谷诗集，我因学养不够，知难而退了。
陶文鹏：在作家年谱的编写方面，于北山先生的《陆游年谱》是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最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青年学者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作者请我当责任编辑，洋洋数十万言，材料丰富，为黄庭坚90%以上的诗编了年，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中华书局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傅璇琮先生编辑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孔凡礼先生百万字的《苏轼年谱》，最近也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莫砺锋：这类工作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来做。
陶文鹏：文献整理之外，这二十年也有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著，在许多课题上有所突破。
莫砺锋：比较突出的是对几个大家的研究。如苏、黄的研究，已颇具规模，不但发表的论文较多，而且还开过几次讨论会。苏轼研究学会的活动比较多，出版的论著也不少，其中如王水照、刘乃昌、谢桃坊几位先生的书都颇有学术价值。
程杰：1991年，在首届唐宋诗词国际讨论会上，我和秦寰明提交了一篇宋诗研究的述评，分别从宋诗整体探讨、作家研究、体派研究、比较开拓研究几个方面详细谈了七十年代末期至当时的情况。在作家研究一栏中，集中谈了苏、黄的研究情况。自那以来，作家研究仍以苏、黄、杨、陆等少数几个大家比较热门。苏轼研究这几年的收获较多，除莫先生提到的，朱靖华、王洪、张胜宽、唐玲玲、钟来因等先生也都有专著，文鹏先生也发表了有份量的论文。
陶文鹏：本来我是想致力于宋诗特别是苏诗的研究的。但比起你们两位，我是太不努力了。近几年来，我只发表过一篇《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还有一篇论苏诗人物形象塑造的。
程杰：八十年代早期您关于苏轼的文章，好像有一篇《苏轼山水诗的理趣、谐趣、奇趣》，至今我还有印象。
陶文鹏：我读过王守国先生的专著《诚斋诗研究》，在对诚斋诗的微观阐释中揭示宋诗美学的宏观特征；还有王锡九先生的《宋代的七言古诗》，对从北宋到南宋诸多作家的七言古诗的艺术风格特色作了具体细致的评论，都使我获益匪浅。
莫砺锋：黄庭坚的研究更多地带有一些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味道，因为以前套在他头上的无非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等帽子，现在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他的诗和诗论，评价虽不一致，但大多承认他在这方面都是有贡献的，而且是很有独创性的贡献。现在的问题是力求准确地把握黄庭坚诗歌艺术的特征以及历史地位。
程杰：钱志熙、凌佐义、刘靖渊等先生，还有莫先生您自己，近几年的论文，讨论黄诗创作分期、题材内容和风格特征，有所展开和深入。
莫砺锋：我认为，宋诗研究的重点从陆游转到苏、黄，这本身就是学术的进步。
程杰：中小诗人也逐步引起注意，如惠洪、张舜民、韩驹等，这几年零星有一些专论发表。胡明先生有一本《南宋诗人论》，多论小诗人。王兆鹏先生也间有些考论南宋小诗人的论文。研究视野也有一些开拓的好苗头，如有一些论文，从诗人交游关系、创作活动方式入手解释创作问题。欧阳光先生还发表了专著《宋元诗社研究》。
陶文鹏：近二十年中，宋诗的总体特征、发展阶段、风格流派、创作思潮、作品论析各个方面都不断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
程杰：关于宋诗总体艺术特征和价值地位的论著还不少，但这一课题很难深入。
莫砺锋：宏观的讨论容易片面和肤浅，要真正评价这方面讨论的收获，需要做一番排比思考，写个专题综述才行。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谈谈。我觉得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写得不错。它的主要贡献倒不在于建构了一个宋代诗学的体系，而在于对宋代诗学各个组成部分都有比较清晰的理论概括。这种概括体现了作者对宋代诗学的特征和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又善于用现代的术语和表述方式来叙说它们，不像有些著作专用似是而非的新名词来包装一知半解的论点。作者对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两方面的材料都掌握得很好，所以书中征引广博，例证适当，在整体上呈现出从材料到理论的思维方式，结论是实事求是的。还有几部书也值得一提，一是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它虽然不是专论宋诗的，但书中对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及由此造成的文人心态谈得很好，而这些正是我们理解宋诗特征生成原因的关键。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则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了宋诗研究的过程，并从文献学和文学史的角度对宋诗作了简明的介绍，使人一目了然。程杰兄的博士论文《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也写得较好，虽然是个老课题，但仍有不少发明，视野开阔，论证也细密。
程杰：我很后悔写得那么长，实际也只在几个小问题上有点意义，几篇论文说行了。莫先生谈到的之外，还有一些成果值得一提，如赵仁ｇｕī先生的《宋诗纵横》，横向探讨宋诗与宋代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系，纵向论述宋诗发展的过程。韩经太有《宋代诗歌史论》。胡明、许总、秦寰明、张晶、祝振玉等先生都有论文在继续从总体上讨论宋诗。
陶文鹏：我读北大时的老师，已故的赵齐平先生的《宋诗臆说》，有意识地结合宋诗发展的结索及与之相关的问题选取名家名篇，即事究理，通过作品谈问题，不仅方式新，材料实，所见也深。
程杰：赵齐平先生潜心宋诗，记得最早电大系统用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赵先生写的宋代部分，关于宋诗的，都写得简明中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顺便提一下，北大张鸣先生，是赵先生的学生，他有一部宋诗选本，不仅选自讲究，注释细实，而且以选寓论，颇存见识。
陶文鹏：选本中，程千帆先生的《宋诗精选》，虽只是一本作品选，但对作品的评析中显示了著者精辟的艺术眼光，很有学术价值。
程杰：另外还有许总的《宋诗史》。1991年我们写十年宋诗研究述评时，还在感慨“国内尚未出现一部哪怕是描述意义上的宋代诗史”，第二年他的《宋诗史》就出来了。
陶文鹏：这部《宋诗史》写得还比较粗糙，但开创之功，不应抹煞。陈祥耀老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古典诗歌丛话》，其中有《宋诗话》一章，对缪钺《论宋诗》的观点有所发展，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不乏独到之见的“宋诗史”。
莫砺锋：就深度而言，宋诗研究在某些专题方面的成就更好一些。例如唐宋诗的关系，就有不少较好的论文。齐治平先生的长文章《中国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争》对历代的唐、宋诗优劣论作了很全面的总结，材料很丰富，态度则不偏不倚，很有参考价值。
唐诗对宋诗的影响，宋诗对唐诗的沿革，学术界已不满足于泛泛而论，而是展开了具体细致的研究，像宋初三体、四灵等对唐诗的继承，欧、梅、苏、黄等人对唐风的变革，李、杜、韩、白诸人在宋代的地位之升降，南宋诗坛对晚唐诗的不同态度，这些方面都发表了不少很有见解的论文。
程杰：一些体派研究的核心论文，如关于江西诗派的、江湖诗派的、西昆体的，也多是很过硬的。莫先生的《论王荆公体》，秦寰明关于欧、苏、梅三家诗的论文，王水照先生关于欧、梅文学结盟与诗风演进关系的几篇论文也都有份量。
陶文鹏：还有获得《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的张宏生先生的《论元ｙòｕ体》。他的《江湖诗派研究》，是继砺锋先生的《江西诗派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宋诗流派研究专著。
莫砺锋：文学史的考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宋初诗坛的风气递嬗过程中王禹ｃｈēｎｇ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又如吕本中提出江西诗派名称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江湖诗派的成员有哪些？等等，都曾展开过讨论，并得出了新的结论，订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误说。当然这方面的成果还很零碎，远远比不上唐诗学界。
陶文鹏：大陆以外的宋诗研究似乎也与我们这里一样，“行情”不如唐诗宋词。
莫砺锋：我对大陆以外宋诗研究所知不多，只知道台湾成功大学的张高评教授的成果值得注意。张教授曾计划以个人力量编纂“全宋诗”，近年来他编了《宋诗综论丛编》、《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书，并独自撰写了《宋诗之传承与开拓》、《宋诗之新变与代雄》等专著，他大概是台湾学者中最专注于宋诗研究的一位。张教授对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很热心，他编的书中两岸学者的论文都有，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程杰：张高评先生不仅自己专心致志，似乎手下还颇有些人，有一批学生也在搞宋诗。另外台湾还有龚鹏程先生，发表过关于江西诗社的专著。关于王ｃｈēｎｇ、黄庭坚、吕本中、范成大等，台湾也有专著发表。遗憾的是两岸阻隔，信息不畅，许多论著只是听说个书名。日本早稻田大学有个宋代诗文研究会，不定期出版《橄榄》杂志，主要刊载宋诗译作和论文。
陶文鹏：日本老一代学者吉川幸次郎有一部《宋诗概说》，有一些看法颇有影响，常为人们提起。
二、宋诗评价：异同优劣
陶文鹏：对宋诗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下面我们是否就宋诗的评价，唐宋诗的优劣论争，谈谈看法。因为宋诗在历史上受冷遇，关键是个诗歌观念问题，如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如果对宋诗在总体上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正确的态度，会影响到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莫砺锋：总体上如何评价宋诗，确实是宋诗研究拨乱反正的首要问题。这二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较多，也很有意义。有的论著虽然仅在某一方面有所收获，也值得欢迎。宋诗的艺术成就在哪里？宋诗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对于总数达几十万首的一代诗歌来说，当然很难用几句话来作高度概括的。从宋人严羽到今人缪钺、钱钟书的一些著名论断可能是最为精辟的，我们很难超越。但是学术要发展，现代学术不能满足于点评式的几个警句，我们仍应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力求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宋诗的总体特征。1991年在成都的宋代文化研讨会上，我和周裕锴等人报告的论文都是关于宋诗的某些特征的，当时有位先生发言说，这些报告都没有抓住本质，是“瞎子摸象”。他的话说得不大好听，弄得主持会议的曾枣庄先生有些紧张，怕影响了讨论会的气氛。其实我倒觉得“瞎子摸象”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于宋诗这头大象来说，很难用一句话说清它的形状，不妨先说它鼻子像绳子，腿像柱子等等，合起来就能有个大致的轮廓了。不过我们要注意，不要说大象就像一根绳子就行了。
程杰：更不能说大象就是根绳子。美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是什么，宋诗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些领域的本体认识与自然科学不同，最终只能是“盲人摸象”，所谓相对真理的总和是谓绝对真理，“开眼见象”永远只在期待之中。这还不是不得已的策略，而是认识论的必然规律。
陶文鹏：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摸宋诗这头大象才比较客观些呢？
莫砺锋：自从有宋诗以来，准确地说，是从宋诗形成一代诗风以来，对它的评价总是以唐诗为参照系数的。唐宋诗的优劣之争，一直持续了一千年，我们几乎无法离开唐诗来单独评价宋诗。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历时性比较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断代。传统的做法是把五代诗归于唐诗，宋诗则从陈桥兵变以后算起。然而正像前人所指出的，唐诗与宋诗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唐代的杜甫、韩愈已经开创了宋诗的某些渊源，而宋代的西昆体、陆游、杨万里、“四灵”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归唐风的倾向。这样，究竟以哪些诗人作为唐诗的代表，又以哪些诗人作为宋诗的代表来比较呢？也许较多的人同意以苏、黄作为宋诗特征的代表。那么唐诗呢？就成就大小而言，当然应以李、杜为代表。可是宋人不一定这样看。南宋的叶适就说过，“庆历、嘉ｙòｕ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他认为宋人学杜，所以与唐诗异趣了。闻一多先生论诗史，是把唐代天宝末年作为界限的，他认为初唐都属于前期，而中、晚唐则与宋诗一样属于后期。如果我们采取这种观点，那就不能把杜甫和中、晚唐诗与宋诗相比来揭示宋诗的特征，因为这两者间的关系应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采取这种观点，但至少应该考虑到具体的、复杂的情况，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几个例子就轻易作出结论。
程杰：有比较才有鉴别。宋诗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说存在于与汉唐诗歌的比较之中。典型的宋诗，或者借用西方学者韦伯的说法，宋诗的“理想类型”，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抽象存在于具体，而不等于具体。认识上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但理论上的概括和抽象又不能脱离实际。宋诗的本质特征应放到唐宋诗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中去把握，要充分考虑到宋诗创作各个阶段和层面的情况，甚至还要联系宋以后“唐宋诗之争”的情况。比较，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广泛进行。只有在唐宋诗演进嬗变过程比较清楚，各个层面得到深入研究，比较得到充分展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宋诗的所谓本质特征有一个较为切实、全面、深刻的认识。当然，我这里是就认识逻辑而言，实际的研究中具体环节和层面的考察与宏观的思考、理论的概括之间是双向渗透，互相促进，不断深化的关系。而且从文学史的结构看，某一时代诗歌风格特征的问题，本身也只是文学史认识的一种角度，不构成一个孤立的目的，认识过程就更不会是孤立封闭的。
陶文鹏：近二十年来关于宋诗总体特征的讨论是从毛泽东关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味同嚼蜡”的著名论断开始的。当时颇有些人写文章来论证这一点。
莫砺锋：这当然是可以的，人各有见么。但是那些文章往往从宋诗中引几首诗为例，多半是邵雍《击壤集》或黄庭坚等人写哲理禅理的诗，也就是特别缺乏形象性的，从而证明宋诗确实“味同嚼蜡”。这种论证方法显然不能导出公允的结论来。难道那几个例子就能代表几十万首宋诗？要那样论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从唐诗中找出足够的例子，证明唐人不懂“形象思维”，唐诗“味同嚼蜡”。
程杰：毛主席自己也有趣，如果我们不避牵强附会之嫌的话，他老人家的诗词，早年的《沁园春·长沙》如初唐诗，中年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是盛唐诗，晚年的《题庐山仙人洞照》、《贺新郎·读史》、《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则是宋调。
陶文鹏：这正印证了钱钟书先生“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的著名论断。
莫砺锋：当时还不容这样讨论。当时比较有力的论文是王水照先生的《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一文，它的最终目的仍是证实“味同嚼蜡”说，但具体的论证则不是任意取例法，而是从严羽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三点入手，对宋诗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严羽所批评的宋人的“奇特解会”，也就是“不懂形象思维”之意。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宋诗缺点的批评是深刻的，但结论仍不免是片面的。这可能与其写作年代较早有关。
陶文鹏：程千帆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也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文章。
莫砺锋：正是。程先生的文章虽系论韩诗，但由于“以文为诗”后来成为宋诗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文中不免涉及宋诗，附带着提出了宋人“并没有放弃形象思维，其作品并不缺少形象性”的结论，这大概是对于“味风嚼蜡”说的最早反拨。
程杰：“形象思维”是西方十九世纪流行起来的文学观念。时至今日，受心理科学水平的限制，文学理论界对艺术创作思维特征尚难提供明确的描述，也就是说“形象思维”这一概念本身仍是有问题的。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时，实际上也多是指意象、比喻、想象、夸张等几种基本表现技巧。而这些技巧并不是任何一首诗都必须有的，不是一首诗的必要条件，更不是一首“好诗”的充分条件。所谓“比兴寄托”，也不乏生硬拙劣、陈腐僵化、索然无味之作。诗歌除了“形象”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古人讲“赋、比、兴”，“赋”即是一法，赋法也有丰富的技巧性。“比、兴”能出“味”，“赋”也能出“味”。
陶文鹏：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味同嚼蜡”说不大有人提起了，对宋诗持肯定看法或部分肯定的人渐渐多了。
莫砺锋：但从总体上否定宋诗的议论仍是有的。1989年，我曾读到《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一文，出自一位著名学者之手，论点是针对整个宋代文学的。他认为“比起唐和六朝的文学来，宋代文学在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显地后退了”。也许是由于这位先生觉得宋诗的情形更糟，所以把它作为抨击的突破口。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如果兼顾词、文和小说、戏曲的话，宋代文学比起唐和六朝文学来，在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显地前进了。即使只谈宋诗，也很难说它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有什么后退。诗歌当然应该以感情为基础，甚至可以说应以情感为生命。宋诗中蕴含的感情似乎不如唐诗那么强烈，但是不是感情越强烈的诗就越好呢？就越能动人呢？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
程杰：鲁迅先生就说过“情绪正烈时不宜做诗”，“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莫砺锋：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几首的感情是十分强烈的，像“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等句子，显然超过杜甫的“三吏”“三别”。但是究竟何者更为动人呢？我是更喜欢“三吏”“三别”的。但“三吏”“三别”的感情其实是比较含蓄的，或者说是比较温柔敦厚的，也可以说是比白居易诗更接近宋诗的。至于说宋诗中没有李白诗的激情喷薄，也没有孟郊“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那样的牢骚，那不是因为宋人作诗不敢、或不愿那样写，而是因为宋人本没有那种情感状态，他们不能为文造情。
陶文鹏：宋人情感上是讲节制的。韩、孟等人的牢骚不平，在宋人看来是“不知‘道’”，宋人是自觉地抵制悲观主义的。在解释其思想根源时，一般都归咎于理学的制约，其实这在宋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思潮。
莫砺锋：宋人的情感确实受到理学思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自觉的、内省的，不像明清时代出于官方的强制性要求。宋代的理学并非仅仅是封建统治的理论形态，它对君权也是有所限制的。宋代虽然发生过几次文字狱，但对诗歌并无太严重的影响。苏东坡身遭“乌台诗案”，但他一出狱即作诗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何曾噤若寒蝉？至于东坡“短于情”的批评，那仅指男女之情，而且仅指词体。东坡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种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写作冲动，其结果便是嬉笑怒骂，皆成诗章，这不是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又是什么？再如陆游，以《书愤》、《示儿》为例，就认其感情不强烈，但陆诗中明明有许多感情强烈的诗，尤其是七古，像《金错刀行》、《胡无人》，唐诗中爱国感情如此强烈的作品也不多的。
程杰：把情感之作为诗歌的本质，这种几乎已成常识的观念，其实面临许多问题。首先，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看，诗歌不只是抒情诗一类；第二，情感本身又有对象、性质、强弱等种种不同状态，我们是不是要划出一个以什么样的情感入诗，多大强度的情感才算诗的标准呢？其实情感的曲直强弱，很多时候只是个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情感是一种心理活动，诗歌表现的情感与实际的心理活动不能划等号。有时创作冲动、艺术情感主要体现在写作过程之中，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种状态下，“怎样说”成了关键，“说什么”倒是其次的。诗歌的抒情本质不能作简单的、表面的理解。人们经常只是在内容的层面上指认作品有没有情感，而批评宋诗“少言情”，所谓的“情”，其实又只是指“风怀”“艳情”，这是一个很狭隘的内容标准。
陶文鹏：宋诗中缺少爱情题材的作品，这是事实。但正像许多人早已指出的，这实在是由于诗词分工的结果。既然宋人找到了更合适的诗体来写爱情，那么五七言诗中少写爱情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考察一位宋代作家时，应把它的诗、词、文各体作品作通盘考虑，才能较公允地说出他的思想感情如何。同样，当我们谈论宋诗的这个情况时，也应与宋词对照着看，否则真是对宋诗苛求了。
程杰：宋诗与宋词的高低评价，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通论》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词至宋成一代之盛，但不能就认其为一代“最佳”，我比较赞成这一观点。治宋词者，经常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宋词是有宋时代精神的代表，是最深刻的部分。但古人中早就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宋文是代表的，也有说理学是代表的。我想，把宋词、宋诗或宋文任一方面作为有宋时代精神的代表都失之片面，可能正是“诗庄词媚”，文与诗与词多层面、多元化的结构才对应士大夫人格的多重性，反映出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复杂性。
莫砺锋：诗、词、文三种文体都是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它们之间既有功能性的分工，又有技巧层面的互相影响，后来在功能上也有渗透。宋诗的有些特征，好象应与宋词、宋文相联系才能说清楚。
程杰：几年前我曾提出，要注意诗、词、文之间的“生态”关系，就是有感于此。
陶文鹏：批评观念的解放与研究视野的拓展是同步的。我们今天研究宋诗完全是理直气壮了，眼界也开阔多了。宋诗中有“情感”之作，有“形象”之作，更多理趣之作。与唐人相比，宋人的智性思维明显增多、加深，在运用许多技巧方面是更自觉、更精致、更成熟了。我觉得宋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当然也有思想内容、精神品格上的。
程杰：宋诗艺术方面的成就被“形式主义”这顶帽子扣住了。在“情感”说、“形象思维”说的束缚之外，宋诗受到的另一压制就是“形式主义”这顶帽子。近二十年，我们对宋诗最深刻的“翻案”实际上就在于打破“政治标准”至上、“思想标准”至上等“左”的观念。过去被“形式主义”封杀的，现在被挖掘出来，我们发现，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正是宋诗的生命所在，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字法、句法、章法，宋人自己有许多做法，也有许多说法。
陶文鹏：宋代，诗歌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宋人在艺术表现的各个层面，都有更清醒的意识和细实的功夫。从纵向看，宋诗艺术的一部分是唐诗成就的深化或变化发展，而另一部分是横向的借鉴、引进，这就是禅法为诗、画法入诗、以文为诗，甚至借鉴戏剧“打ｈｕì诨出场”的章法结构等艺术上的“出位之思”。宋人创作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放开来看，就代表了这两个创新的方向。
程杰：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从整体上看，与唐诗相比就显出了质的差异，宋诗是那样一种想得更深刻，说得更机智、更学问、更技巧、更聪明的诗。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超越。宋诗的高明之处、精采之处、超越之处主要地不在“情感”的强烈、“形象”的生动、意境的空灵，我们也要跟着宋人去做“奇特解会”。有几位同志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葛兆光、周裕锴吸收了一些“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的观念方法，与我们的诗话材料结合起来，讨论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成就。记得周裕锴先生有篇《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语言结构批评》，就是用“新批评”、“结构主义”的理论来阐释宋代诗法。葛兆光先生有关唐诗、宋诗、白话诗异同关系的文章也成功地活用了语言批评的思路。有些论著并不明确地采用什么西方理论，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如砺锋先生讨论黄庭坚诗句法生新、对仗求远、章法跳掷等，说法是传统的，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台湾的张高评先生也主要是从诗话中引证材料进行阐说，也很得力。
莫砺锋：我们说“生新”，西方说“陌生”；我们说“含蓄”，他们说“含混”；我们说“对偶”，他们说“并置”，如果只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弃中求外，刻意标新立异。当然，有新的含义，就另当别论了。
程杰：宋诗的艺术成就有待深入研究。不能被某种流行的观念束缚视野。其实，任何诗歌观念都是在一定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有各自的道理，但都是相对的，只适用一定的范围，有各自认识上的“盲区”。文学是不断发展的，对文学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新的观念还会不断出现，但也都只是盲人伸向大象的手。宋诗的特征，宋诗的成就，到底如何去认识，去把握？观念和标准既然是相对的，是否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观念，灵活的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肯定。我们要的是具体研究，深入研究，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简单否定。在此基础上是否“出乎其外”，有一个综合的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指向，是否这种综合和超越就趋近于所谓宋诗的本质？是否这些要作“奇特解会”的表现方式与唐诗之“情感”、“形象”貌离而神合，有着艺术本质上的统一性？它们又是如何统一的？这些问题是宋诗研究中应予考虑的。结论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认识。不管是作品分析、作家研究、流派研究，都要留意这些问题，不能孤立起来，各自为政。细致而不是琐屑，深入而不是封闭。宋诗研究的意义不只在宋诗本身，“情感”、“形象”、“比兴”这些以往建立起来的标准不适用的地方，正好可以发现问题，引起思考，解决问题，总结提高，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诗歌、对文学的理论认识。
陶文鹏：研究宋诗的意义，不只是文学史的内容，对文学理论将有很多启发，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性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我觉得，要建构完整的中国诗学，宋诗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和范本。离开宋诗的实践，中国诗学就是不完整的。
莫砺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很突出，正反两方面都值得总结。
三、展望未来：方向方法
陶文鹏：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研究宋诗远不止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是应该大张旗鼓，自觉大有作为，也深感任重道远了。下面我们是否反观自身，看看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有哪些明显的不足，亟待改进，或者说站在世纪之交，感应时代趋势，把握学科脉搏，对宋诗研究的前景或走向是否可以做些预测？
莫砺锋：宋诗研究有哪些不足？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由于基础差，起点低，整个宋诗研究的学术水平仍较低，我想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跃进，因为这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唐诗研究达到今天的水平，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全唐诗》编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学者对它的考订工作至今尚未结束。《全宋诗》还刚刚草创，数量巨大远远超过《全唐诗》，宋人诗集中张冠李戴的错误又特别严重，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恐怕是不可能达到正在重编的《全唐五代诗》那样的学术水平的。幸好学界对《全宋诗》很关心，增补订伪工作已有人在做，青年学者胡可先就很注意这件工作，已发表了一些订正错误的文章。
陶文鹏：我们《文学遗产》还发表了房日晰、张如安等人的辨误文章。
莫砺锋：我认为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体现在某个局部，而是全局性的。它虽然不是一块处女地，但仍是一片开垦未久的沃土，值得我们投入较大的力量。
程杰：我很赞成莫先生这个判断，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需要投入，要有人去搞，要有项目经费、出版力量的支持。唐诗研究大家多，声势旺，能吸引更多的参与、支持，似乎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而宋诗研究远不是。
陶文鹏：与研究宋词的人相比，研究宋诗的人也显得太少。从我们编辑部这几年的来稿看，宋诗的稿子太多，而诗文的稿子相对就少得多。
程杰：这种情况一时也难以改变。传统学科吸引人才越来越难。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人，虽不能断为是最后的“守望者”，但如今二三十岁的多另有高就，这不能不影响研究队伍的建设。这是整个古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宋诗研究“平反”有年，
而收获欠丰，声气难旺，与整个学科后续力量不足有很大关系。
莫砺锋：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所共有的，但它对宋诗研究的害处更大，值得说一说，这就是陈陈相因的问题。有些人写文章，根本不顾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只管闭门造车。有的问题学术界早有新论，早已超越了或是推翻了旧说，但还是不断有人针对已被否定的旧说大写翻案文章，尤其是针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大声疾呼。你如果光看他的论文，还真觉得挺新颖的，但是一查资料，就发现他的论点早在十年前就有别人论证过了，甚至所用的材料、论证的方法也大同小异。这实在是对有限的研究力量和发表阵地的极大浪费。家底本来就不大的宋诗研究，经不起这样的浪费。所以大家都应该多注意学术动态，避免重复劳动。当然，也许是有人故意不理睬已有成果，或明明有所借鉴也假装未曾寓目，那就更不可取了。
程杰：是否考虑一些具体对策，形成一些规范。比如投稿要附一个关于前人成果回顾、本文目的意义的说明，便于审查，或者要求论文开头就要有这样的说明，最后有一个明确的结语。当然这有八股之嫌，又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馊主意。
陶文鹏：这是个学风问题、文品问题。近年这方面的呼吁是较多的，也可谓是怨声沸腾。世风讲整顿，学风更多地需要的是自觉。讲自觉，讲自律，讲品格，讲良知吧。下面我们是不是展望一下，今后的路怎么走。
程杰：关于宋诗研究的展望，1991年在与秦寰明合作的《述评》最后，我们呼吁开展作家、作品、流派研究；呼吁拓宽视野，争取深度；呼吁文化学、价值学的研究；呼吁诗词文之间的生态关系研究。从那以来的七八年间，虽然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收获，但整体薄弱的情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我自己也没做出什么有力度的东西，还是说共勉吧。
莫砺锋：宋诗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恐怕很难预测，也不宜事先规划。不过也不妨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研究者各有各的特长和兴趣，当然可以自选研究课题。在宋诗范围内，好像也没有哪方面已研究得很全面、很透彻了，所以从宏观到微观，从考证到理论，什么文章都可以做。但从全局来看，似乎当务之急尚不是对宋诗作全面的、整体的理论探讨，而应该先把力量集中于文献研究。除了编好《全宋诗》以外，一些重要诗人的别集需要整理。编年、校注的工作量很大。在这方面，朱东润、白敦仁、钱仲联三位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继承他们的工作。关于宋诗的研究资料也需整理，宋代诗话的整理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又出版了程毅中先生主编的《宋人诗话外编》，还有好几种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已经问世，但还有进一步发掘整理的必要。所谓个案研究，不一定是题目很小的微观研究，也可以做一些宏观性质的专题研究，例如宋诗分期的研究，如何分期，各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
陶文鹏：唐诗“分期”，已有深入的分析把握，宋诗这方面的情况还很模糊。
程杰：有些还是简单地套用唐诗学传统的“四分法”。
莫砺锋：还有宋诗流派的研究，无论是流派自身的情形，还是不同流派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程杰：宋诗是很有时代特色的，课题有一些独具的优势，比如思想内容就可以大做文章。
陶文鹏：宋诗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内涵，反映了士大夫复杂、深邃的心灵世界，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其中都有深刻的投射、渗透，有丰富的思想资料。饶宗颐先生说二十一世纪的诗词要走形而上的路，宋诗就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有待专题研究，深入挖掘。
莫砺锋：宋诗研究也应特别重视“外向型”比较研究，比如宋诗与唐诗的异同，虽然是个老课题了，但仍然是不够深入的，好多论述还停留在印象性描述上。宋诗与宋词、宋文的关系更是值得深入探讨。
程杰：外部关系也是宋诗弥足称道的优势，宋代文化高度繁荣，诗歌与其他文化层面关系紧密、内容丰富、材料直接，有很好的研究前景。陶先生您就很注意诗与画关系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诗画一律论”，这一中国特色的诗画关系论，就是在宋代诗歌与宋代绘画共同发展、互相影响的基础上逐步明确起来的。
陶文鹏：诗歌与理学、禅宗、道教、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园林种种关系都需要展开研究。台湾张高评先生对宋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曾有精彩的论述，我本人也计划就诗歌与绘画、诗论与画论之间关系进一步做些思考。
莫砺锋：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的研究要落实到文学本身。不论是苏、王、黄、陆等“大家”，还是梅、欧、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等“名家”，目前对他们的研究都是不够深入的，更不用说其他诗人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努力做好各种个案研究、各方面的专题研究，积以时日，有了一定数量的成果积累之后，对宋诗总体特征的认识将会提高一个层次。
陶文鹏：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很多理论被引进人文和社会学科，古代文学研究也受影响，不少中青年学者试图运用这些进口的理论来解决问题，拓宽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学科的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深化，当然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有一些教训。刚才也提到宋诗研究中有同志引进了一些新观念、新思路，是否就这个问题再展开来谈谈呢。在这个问题上，从大的方面说，我个人比较赞成袁行霈先生说的三个落实，就是不管用什么学科、什么方法，最终要落实到文学本位、文本本位；不管它来自何处，最终要落实到民族本位。
莫砺锋：说到方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方面作太多的争论，方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是无所谓的。如果运用新的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说明问题，哪怕这种方法是大家很陌生的，又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如果传统的方法仍很管用，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又何必要弃之如敝屣呢？有些人总喜欢把自己的方法看成是最好的，动不动就声称“超越”了别人的方法或模式。其实成果的学术水平有高下之分，可以超越，而方法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对于宋诗研究这块还没有充分开垦的学术园地，各种方法都可以有施展身手的空间，是可以并存共荣的。
程杰：莫先生的意思不知是否可以概括为两个口号：一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赞成这两个口号，另外再补充两个：一是“有的放矢”，二是“实事求是”。
陶文鹏：今天我们关于宋诗的话题是否就谈到这里，希望今后有机会再作交流。综合我们今天的谈话，我想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心情：希望重视宋诗，希望深入研究宋诗，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搞宋诗。我想你们也深有同感吧！
原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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